一九五八年二月的一个深夜，寒风呼啸。
南锣鼓巷九十五号院沉浸在睡梦中，只有李建国家后院的窗户还透出煤油灯微弱的光。他刚整理完一份关于“小型轧机国产化”的技术方案，正准备休息，忽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李建国同志在家吗？”
声音严肃，陌生。
李建国心头一紧，示意刚从睡梦中惊醒的岚韵别出声，自己走到门边：“谁？”
“轧钢厂保卫处。请开门配合工作。”
李建国深吸一口气，拉开了门。门外站着三个人：两个穿着蓝色制服、腰挎手枪的保卫处干事，还有一个穿灰色中山装、面色冷峻的中年人。屋檐下昏暗的灯光照在他们脸上，表情如铁。
“李建国同志，”为首的保卫处干事出示证件，“接到上级指示，请你现在回厂里协助调查。”
“现在？”李建国看了眼墙上的挂钟——凌晨一点二十分。
“对，现在。”灰衣中年人开口，声音不带任何感情，“我是工业部安全局的王建国。有些情况需要向你核实。”
王建国，安全局。这四个字让李建国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这绝不是普通的调查。
“我妹妹……”
“一起去。”王建国打断，“我们会安排女同志照顾。”
没有商量余地。李建国回头看向岚韵，小姑娘脸色苍白，紧紧抓着被子。他努力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别怕，哥去去就回。你穿好衣服，跟这几位同志走。”
五分钟后，兄妹俩被分别带上停在巷口的两辆吉普车。引擎在寂静的夜里轰鸣，惊醒了院里好几户人家。几扇窗户悄悄推开缝隙，黑暗中，易忠海的眼睛死死盯着远去的车灯，嘴角勾起一抹近乎狰狞的笑意。
成了。终于成了。
轧钢厂保卫处三楼，一间特殊的审讯室。
没有窗户，只有一盏吊灯悬在桌子正上方。李建国坐在椅子上，对面是王建国和保卫处长孙大勇。桌上放着一个厚厚的档案袋。
“李建国同志，”王建国打开档案袋，“我们接到举报，你在1953年至1956年期间，在丰泽园工作期间，与多名有海外背景、资本家背景的人员有过密接触。请你说明情况。”
来了。李建国心中了然，但面色平静：“王同志，我在丰泽园工作是组织安排的。作为厨师，我为所有来就餐的客人服务。如果说这就是‘过密接触’，那我接触的人确实很多。”
“不要避重就轻。”王建国抽出一张照片，“这个人，你认识吗？”
照片上是娄振华——娄半城，四九城曾经的餐饮大亨，1956年公私合营后去了香港。照片背景是丰泽园后厨，李建国正和娄振华说话。
“认识。娄振华先生，丰泽园曾经的股东之一，公私合营后离开内地。”李建国回答，“这张照片应该是1955年拍的，当时他来看餐厅经营情况，我作为厨师长向他汇报工作——这是正常的工作汇报。”
“工作汇报需要私下进行？”王建国又抽出一张纸，“根据我们调查，1955年3月至11月期间，你先后为娄振华私人宴请服务七次。其中三次宴请对象有海外关系，两次有前国民党背景。这怎么解释？”
李建国看着那张记录单，心中飞快盘算。这些记录如此详细，显然经过了长时间的秘密调查。举报人不仅掌握情况，还能接触到内部档案。
“王同志，”他抬起头，“丰泽园是国营饭店，所有宴席安排都有记录可查。我为娄先生服务，是因为组织安排我负责重要宴席。至于宴请对象——我是厨师，只负责做饭，不过问客人身份。”
“不过问？”孙大勇插话，“那苏联专家斯米尔诺夫呢？1955年冬天，你曾单独与他见面三次，地点都不在丰泽园。你们谈了什么？”
连这个都查到了。李建国心中一凛。那三次见面，一次是在图书馆偶遇讨论技术问题，一次是斯米尔诺夫生病他去送药膳，还有一次……是在信托商店，斯米尔诺夫想买些中国古董带回国，请他帮忙鉴定。
“斯米尔诺夫专家是来援助我国工业建设的友好人士。”李建国缓缓说，“我们讨论过烹饪技术，也讨论过一些机械原理——我大学学机械，他对中国烹饪感兴趣，这是正常的技术交流。”
“技术交流需要私下进行？”王建国紧紧盯着他，“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斯米尔诺夫回国后，曾向苏联国内写过关于中国工业现状的报告。而你们见面后不久，他就开始收集我国冶金行业的情报。”
这话如惊雷。
李建国猛地抬头：“王同志，您的意思是……我泄露国家机密？”
“我们只是调查。”王建国合上档案，“李建国同志，你是部里表彰的技术标兵，组织上培养你不容易。希望你认清形势，主动交代问题。你和这些人的接触，真的只是偶然吗？背后有没有其他目的？”
审讯室里一片死寂。吊灯的光照在李建国脸上，他的影子在墙上被拉得很长。
窗外，天快亮了。
1958年的第二个黎明，来得格外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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