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上午，审讯继续。
王建国把一叠照片摊在桌上：“李建国同志，这些照片是在你家搜出来的。你能解释一下吗？”
李建国一看，心沉到了谷底。
照片上是一些俄文技术书籍、图纸，还有几件明显带有西方风格的小物件——一个铜制地球仪、一支派克钢笔、一块瑞士怀表。
“书是苏联专家斯米尔诺夫留下的，他说这些技术资料对中国建设有用。”李建国努力保持平静，“地球仪、钢笔、怀表，是我在信托商店买的旧货。王同志可以派人去查购买记录。”
“我们已经查了。”王建国抽出一张单据，“1956年8月15日，东四信托商店，购买旧地球仪一个，价格五元。对吗？”
“对。”
“但问题是，”王建国又抽出一张照片，“这个地球仪，内部有夹层。我们的技术人员在里面发现了这个——”
一张微缩胶卷。
李建国瞳孔猛缩。
“胶卷上拍摄的，是我国东北地区部分军工企业的分布图和产能数据。”王建国声音冷得像冰，“拍摄时间，1956年夏季。李建国同志，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种东西会在你的地球仪里吗？”
栽赃。赤裸裸的栽赃。
李建国终于明白了对方的全部计划：先以“历史问题”为由控制他，再趁搜查时放入证据，坐实“间谍”罪名。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打击报复，这是要他的命。
“王同志，”李建国抬起头，眼神锐利起来，“我要求见李怀德副厂长。”
“李副厂长也在接受调查，不方便见你。”
“那我要见杨厂长。”
“杨厂长去部里开会了。”
“我要见工业部陈主任。”
王建国笑了，笑容里带着怜悯：“李建国同志，你现在是重点调查对象，没有资格提要求。我劝你还是主动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张胶卷怎么来的？谁交给你的？你的上线是谁？”
一连串的问题，像铁锤砸下。
李建国闭上眼睛。再睁开时，眼中已是一片清明。
“王同志，”他说，“我要求做指纹鉴定。”
“什么？”
“地球仪我买了快两年，如果胶卷是我放进去的，上面应该有我的指纹。如果是别人放进去的，应该有那个人的指纹。”李建国一字一句，“我要求对胶卷和地球仪夹层做全面的指纹、痕迹鉴定。”
王建国愣住了。他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建国还能如此冷静地想到技术手段。
“还有，”李建国继续，“您说胶卷拍摄于1956年夏季。请问具体时间能确定吗？拍摄用的相机型号能确定吗？胶卷的产地、批次能确定吗？如果这些都能查清，也许能找到真正的拍摄者。”
“这些技术细节……”
“我是工程师，我懂技术。”李建国打断，“王同志，如果您真想查清真相，而不是完成办案指标，就应该从技术角度入手。栽赃容易，但技术细节不会说谎。”
这话说得太直白，几乎是在指控调查组“为了办案而办案”。
王建国脸色变了：“李建国！注意你的态度！”
“我的态度很明确。”李建国站起身，“我是清白的。如果有人要陷害我，请拿出确凿证据。一张不知从哪里来的胶卷，几本苏联技术书，几张和资本家的合影——这些构不成间谍罪。”
他盯着王建国：“王同志，1958年了，‘大跃进’开始了。国家需要技术人才。如果你们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能为国家创造实际价值的工程师打成间谍，这是对国家的犯罪。”
这话太重了。
王建国脸色铁青，却一时无言。
审讯暂时中断。李建国被带回羁押室。
门关上后，他坐在床上，开始冷静思考。
对方的栽赃手段并不高明，破绽很多。指纹鉴定、胶卷技术分析、购买记录核实——只要调查组真想查，很容易就能发现问题。
但问题在于，调查组想不想查？
从王建国的态度看，他可能只是奉命行事。真正的幕后黑手，在更高处。
李建国想起李怀德。这次连李怀德都被调查，说明对手的能量极大，目标也不只是他李建国一个人。
他需要外援。
但谁能帮他？林家？林振邦是军人，不便插手地方工业系统的事。栾老板？一个餐饮界人士，在这种政治斗争中使不上力。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杨厂长。
杨厂长虽然不喜他，但更不喜厂里出这种丑闻。一个部级标兵在厂里被打成间谍，杨厂长作为一把手，要负领导责任。
更重要的是，杨厂长和易忠海关系匪浅。如果这事是易忠海背后搞鬼，杨厂长也许能察觉。
怎么联系杨厂长？
李建国目光落在窗外。厂区里，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干活，“大跃进”的标语随处可见。
忽然，他有了主意。
当天下午，孙大勇又来送饭时，李建国对他说：“孙处长，我想写份材料，关于如何在‘大跃进’中进一步挖掘老旧设备潜力，提高钢铁产量。能给我纸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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