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哪里？”
顾维钧想了想：“东四信托商店。那里人多眼杂，但正因为人多，反而安全。你去找老掌柜，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他会明白。”
小陈点点头，把信封小心地收好：“顾老，这事我一定办好。但您要答应我，以后不能再冒险了。您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
“知道了。”顾维钧笑了，“去吧。”
小陈离开后，顾维钧继续坐在藤椅上晒太阳。秋日的阳光很暖，照在他脸上，皱纹像刀刻一样深。
他想起了那个救他的夜晚。高烧、咳嗽、呼吸困难，他以为自己要死了。然后那个大夫来了，针灸、喂药，忙了一夜。天亮时，他的烧退了，呼吸顺畅了。大夫要走时，他拉住大夫的手，问：“您是谁？为什么救我？”
大夫只说了一句：“因为您还活着，这个国家就多一分希望。”
就为这句话，顾维钧活了下来。不仅活下来，还要做点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写的那些东西能不能被看到，不知道那个大夫能不能收到，甚至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给双方带来危险。但他必须做。这是他的责任，是他的使命。
与此同时，李建国正在轧钢厂开会。会议的主题是明年的生产计划，厂领导们讨论得很热烈。
“我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大型轧机上，这是国家的需要！”生产副厂长说。
“但小型农机具的需求也很大，农村急需这些设备。”技术科孙工提出不同意见。
李建国作为副总工程师，听着双方的争论，心里有自己的想法。他知道，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确实有偏差，过度强调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的配套。但要改变这种局面，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到的。
他忽然想起了顾维钧。如果这位经济专家还在岗位上，会提出什么建议呢？
会议结束后，李建国回到办公室。他拉开抽屉，里面有一个小笔记本，记录着他这些年对经济的一些思考。有些是来自前世的记忆，有些是结合当前实际的观察。但这些东西，他只能自己看，不能和别人讨论。
下午，他去了东四信托商店。这是他的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就来转转，既是为了散心，也是为了和老掌柜——那个网络的一级节点——保持一种不引人注意的联系。
老掌柜正在整理旧书，看见他，点点头：“李总工来了。”
“随便看看。”李建国说。
他在店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一个旧书柜前。柜子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很厚，上面用铅笔极淡地画着一朵梅花。
李建国心里一动。这个标记……是网络内部的信号，但又不是常规的信号。梅花画得很小，很隐蔽，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他假装翻阅旁边的书籍，用眼角余光观察。信封放在那里，像是被人遗忘的，但位置很巧妙——在书柜的角落，既不容易被顾客随手拿走，又能让有心人注意到。
老掌柜走过来，低声说：“今天早上有人送来的，说是给‘认梅花的人’。”
“谁送来的？”李建国问。
“一个中年人，我不认识。他说是受人之托，放下就走了。”老掌柜说，“李总工，您看……”
李建国沉吟片刻：“我带走。”
他拿起信封，塞进公文包，付钱买了本旧书，然后离开了信托商店。
回到家，他锁上书房的门，才打开信封。里面是厚厚一叠稿纸，字迹苍劲有力：
《关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若干思考——一个老经济工作者的私下笔记》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但李建国一眼就认出，这是顾维钧的笔迹。三年前他救治顾维钧时，见过老人写的药方，就是这个字迹。
李建国迫不及待地读下去。
文章开篇就直指问题：“当前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比例失调。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基础薄弱。这种结构若不调整，难以持续……”
接着是详细的分析：钢铁产量与农业机械需求的对比，煤炭开采与电力建设的配套，交通运输与工业布局的关系……每一个问题都有数据支撑，每一个建议都有可行性分析。
最让李建国震撼的是最后一部分：“对未来的几点展望”。顾维钧提出了几个大胆的设想：在沿海地区试点来料加工，利用劳动力优势发展出口；在内陆地区建设能源基地，为工业发展提供动力；在重点城市建设科技研发中心，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
这些设想，在1972年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李建国知道，在未来的十几年里，这些都将变成现实。
他一遍遍读着这些文字，心中涌起惊涛骇浪。这位老人，在经历了审查、下放、病痛之后，依然保持着如此敏锐的眼光和如此广阔的视野。更难得的是，他冒着风险把这些思考写下来，传递出来。
为什么传给自己？李建国想。是因为自己救过他？还是因为他察觉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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