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6章：新千年的展望
1998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主会场内，来自全球的政商精英们正在就“全球化与新经济”展开激烈辩论。当主持人宣布下一位发言者是“中国建国集团董事长李建国先生”时，会场出现了短暂的安静——这是该论坛历史上首位在主论坛发表演讲的中国民营企业家。
七十一岁的李建国走上讲台，没有西装革履，而是一身深灰色中山装。他调整了一下麦克风，目光扫过台下那些熟悉的面孔：微软的比尔·盖茨，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IBM的郭士纳，—中国代表团团长。
“女士们，先生们，”李建国的英语带着中国口音，但清晰有力，“在讨论未来之前，请允许我回顾三个历史瞬间。”
大屏幕上出现三张照片：第一张是1958年，年轻的李建国在轧钢厂机床前；第二张是1979年，他在香江简陋的办公室里查看第一份电子元件订单；第三张是1997年，他在香江回归仪式现场。
“从一台机床，到一间办公室，到一个历史时刻——这就是我和我的国家走过的路。”李建国切换PPT，“而今天，我想说的是，这条路即将转向一个新的方向。”
屏幕上出现醒目的标题：“未来二十年：信息、连接与可持续能源的三重革命”
会场响起一阵低语。盖茨身体前倾，格鲁夫推了推眼镜。
“根据我们的研究，”李建国继续，“未来二十年，世界将经历三场相互关联的革命：第一，通信技术从2G到3G再到4G的跃迁，移动互联网将改变一切；第二，智能终端普及，手机会成为人体器官的延伸；第三，传统能源模式难以为继，新能源将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坚定：“所以今天，我代表建国集团宣布：从1998年起，集团将向通信、互联网智能终端、新能源三大战略方向全面转型！”
全场哗然。
一位欧洲电信巨头的高管举手提问：“李先生，据我所知，贵集团的主要业务是制造业、地产和金融。突然转型到这些高技术领域，是否有足够的技术储备和人才？”
“问得好。”李建国点头，“事实上，我们已经准备了五年。”
大屏幕上出现一组数据：
1993年，投资5000万美元与美国高通公司合作研发CDMA技术
1995年，在深圳成立“建国通信实验室”，挖来贝尔实验室的华人专家
1996年，收购台湾一家濒临破产的芯片设计公司
1997年，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新能源材料联合研究中心”
“至于人才，”李建国微笑，“中国每年有30万工科毕业生，这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人才库。我们需要的，是给他们一个舞台。”
盖茨举手：“李，微软正在开发Windows CE系统，你认为移动设备真的会取代PC吗？”
“不是取代，是互补。”李建国回答，“但在某些场景——比如即时通讯、移动支付、位置服务——手机会做得更好。比尔，未来每个人都会有一台随身电脑，它不叫笔记本，叫手机。”
演讲结束后的酒会上，李建国被各国企业家团团围住。日本索尼的社长担忧地问：“李桑，您提出要造智能终端，但日本在消费电子领域有几十年积累……”
“出井先生，”李建国礼貌但坚定，“日本企业擅长把东西做精，但互联网时代需要的是快速迭代和生态构建。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合作——比如，你们做硬件，我们做系统和应用。”
中国代表团团长，用中文低声说：“建国同志，你这个转型宣言，魄力很大啊。国内有些人担心，是不是太冒进了？”
李建国恭敬地回答：“不是冒进，是不得不为。我算过一笔账：如果我们现在不布局，十年后，中国的通信设备市场会被爱立信、诺基亚、思科瓜分；手机市场会被摩托罗拉、诺基亚垄断；新能源技术会被欧美日控制。到那时再追赶，代价是现在的十倍。”
“三件事。”李建国直截了当，“第一，尽快发放3G牌照，给国内企业试错空间；第二，加大基础科研投入，特别是半导体和电池材料；第三，支持企业‘走出去’收购关键技术，不要怕人家说‘买不来现代化’——有些技术，先买来，再消化，再超越，这是捷径。”
“你这个思路，和有些人不一样。”中国代表团团长意味深长地说。
“因为我看过另一条路。”李建国声音低沉，“1950年代，苏联援建156个项目，我们学会了造机床、炼钢铁。1990年代，如果再用同样的思路，学到的就应该是造芯片、写软件。技术转移的窗口不会永远开着，现在不抓住，下一代人会骂我们。”
当晚，李建国在酒店房间里召开了越洋视频会议。屏幕上，京都、香江、深圳、硅谷四地的集团高管悉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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