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将三司会审的文书轻轻放在案上，指尖仍残留着纸页的微凉。窗外的雪势渐小，可他心里清楚，大明的“雪”，却远未停歇——辽东的烽烟、陕西的流民、空虚的国库，桩桩件件都像悬在头顶的利剑，而袁崇焕案，不过是其中最锋利的一把。
“杀不得，绝不能杀。”他低声自语，目光扫过案上堆积的奏折，其中一份正是陕西巡抚递来的流民奏报，上面写着“饥民易子而食，聚众反者日增”。风雨飘摇的王朝，最缺的就是能扛事的人。袁崇焕虽有刚愎自用之过，虽有擅杀毛文龙之失，可他毕竟是能稳住关宁防线的将领，是能让后金有所忌惮的存在。若此时杀了他，辽东再无可派之将，边关将士心寒，后金定会趁虚而入，到那时，内有流民叛乱，外有强敌压境，大明便真的回天乏术了。
“承恩呐。”崇祯抬眼看向侍立在侧的王承恩，语气比先前缓和了几分。
王承恩连忙上前躬身：“奴才在。”
“宣朕口谕，传内阁诸学士即刻到御书房议事，此事你亲自去办，务必尽快。”崇祯顿了顿，又补充道，“再让御膳房简单准备些吃食，朕与众阁老今日就在御书房用膳。”
王承恩愣了一下，随即连忙应道：“是，陛下！奴才这就去办！”他转身快步走出御书房，心里满是诧异——陛下不仅要召阁臣议事，还要与阁臣同食，这可是极为少见的事。以往阁臣议事，多是在太和殿或文华殿，议事结束便各自退去，极少有在御书房同食的情况。难道是袁崇焕案太过棘手，陛下要与阁臣们彻底商议出个对策？
御书房内复归安静，崇祯靠在龙椅上，目光落在窗外的积雪上，脑海里却不由自主想起后世对明末党争的评价。“明之亡，亡于党争”，这句话像一根刺，深深扎在他心里。世人多赞东林党忠贞报国，赞他们与阉党抗争的风骨，赞他们为大明耗尽心力的悲壮。可只有真正翻阅过那些尘封的史料，真正站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才能看清东林党光鲜外表下的真面目——他们不是大明的救星，而是压垮这艘破船的最后一根稻草。
崇祯想起东林党在经济上的所作所为。东南地区是大明最富庶的地方，工商业发达，贸易往来频繁，本是朝廷税收的重要来源。可东林党人多出身东南士绅阶层，他们把持朝政后，便想方设法维护自身利益。朝廷要征收贸易税、矿税，他们便以“与民争利”为由百般阻挠；崇祯想加征东南商税以填补国库亏空，他们便联合起来上疏反对，甚至利用民间舆论逼迫皇帝放弃。最终，东南地区的巨额财富流入了士绅和东林党人的腰包，而朝廷的国库却日渐空虚，连军饷都难以筹措。
“无钱安抚流民，无钱供养军队，无钱购置军械。”崇祯轻轻敲击着案几，语气里满是无奈。西北流民之所以揭竿而起，除了天灾，更重要的是赋税沉重。东林党人不肯让东南的工商业者多缴税，朝廷便只能将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三饷”加派层层叠加，本就因旱灾颗粒无收的农民，根本无力承担，最终只能走上叛乱的道路。而辽东的军队，因为军饷拖欠，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力气打仗？东林党人嘴里说着“忠贞报国”，手里却死死攥着自己的利益，全然不顾国家的安危。
在政治上，东林党更是将“党同伐异”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口口声声说要“澄清吏治”，却把官员的立场看得比能力更重要。只要是与他们立场不同的人，哪怕有天大的本事，也会被排挤打压；只要是他们阵营里的人，哪怕碌碌无为，也能得到提拔重用。有着赫赫战功的熊廷弼，只因不依附东林党，便被诬陷下狱，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孙传庭率军平定流民叛乱，屡立战功，却因与东林党人政见不合，被屡次弹劾，最终战死沙场。
崇祯想起原主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多位内阁首辅，却始终找不到能真正分忧的人。不是大明没有人才，而是这些人才都被党争所困——要么被东林党排挤，要么被卷入派系斗争，根本无法施展才华。朝堂之上，官员们不是想着如何解决问题，而是想着如何打击异己，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样的朝堂，这样的官员，如何能应对大明的危局？
“东林党，哪里是什么忠贞之士，不过是一群维护自身利益的蛀虫罢了。”崇祯冷声道。他们打着“道统”的旗号，宣称“道统高于皇统”，看似是在维护儒家正统，实则是在利用道统来限制皇权，为自己谋取私利。而之前被原主铲除的魏忠贤，虽贪婪残暴，却懂得依附皇权，懂得从东南士绅和工商业者手中收取赋税，懂得用这些钱来供养军队、填补国库。至少在魏忠贤掌权时，边关将士还有粮饷可领，国库还有些许盈余，不像现在，国库空虚，军饷拖欠，流民四起。
“陛下，内阁学士李标、温体仁、钱龙锡、何如宠已在殿外候旨。”王承恩的声音打断了崇祯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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