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苏念棠背着简朴的行囊，与省内其他高校的十几名大学生一道，踏上了前往社会实践第一站——省东南部丘陵地带青山公社的旧客车。这里以层层梯田与初兴的茶叶加工小厂闻名，与她家乡的平原风貌截然不同，车窗外起伏的绿意里，藏着她从未见过的乡村图景。
客车摇摇晃晃驶入山区，平坦田野渐渐被叠翠的丘陵取代，梯田像凝固的绿浪，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空气中飘着湿润的草木香，不同于家乡干燥的泥土气息，苏念棠扒着车窗张望，心里既有踏入未知的忐忑，更有肩负调研任务的雀跃——这是她第一次跳出红星大队，以更广阔的视角观察乡村。
他们的目的地是青山公社下辖的跃进大队。接待众人的是大队支书田支书，一位皮肤黝黑、笑容憨厚的中年汉子，嗓门洪亮得能穿透院子：“欢迎大学生来咱这儿！条件是苦了点，但乡亲们实在！你们多看看、多听听，有好主意尽管提！”简单几句话，便勾勒出这个大队的质朴底色。田支书介绍，这里人多地少，主种水稻、玉米，兼种茶叶，近两年试着搞了茶园管理与粗加工，算是“多种经营”的试点。
学生们被安排住在队部腾出的空房里，打地铺分男女住宿；吃饭则轮流去社员家搭伙，按规定交粮票与钱。生活条件虽简陋，可没人抱怨——大家都清楚，这不是旅游，是真正沉下心的“蹲点”调研。
苏念棠很快发现，跃进大队与红星大队有着鲜明差异：土地零散分布在丘陵间，机械化几乎是奢望，多数农活仍靠人力与畜力；但另一方面，这里的社员对“搞副业”更熟稔，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种着蔬菜、养着鸡鸭，几户有编织竹器手艺的，还会偷偷拿到集市换零钱。大队的茶叶加工厂虽只有几间土房、几口炒锅，却实实在在给集体添了收入，也让部分闲散劳动力有了事做。
她被分到“科教兴农与劳动力转移”小组，白天跟着队员扎进田间地头，看社员们在有限土地上精耕细作，听老茶农讲种茶炒茶的酸甜苦辣；又去茶叶厂蹲守，看老师傅们凭手感控制火候，将鲜叶炒成干茶。晚上则和小组围坐煤油灯前，整理笔记、讨论发现的问题。
苏念棠话不多，却总把细节记在本子上：这里的夜校名存实亡，农忙时社员忙着种地，农闲时要么外出打短工（政策尚不明确），要么在家做手工，对识字扫盲兴趣寥寥；可一旦聊起能增收的技术——比如茶叶防病虫害、提高炒制品质，他们的眼睛立刻亮起来，追问不停。“要是有人教咋让茶树少生病、多发芽就好了！”一位老茶农的叹息，让苏念棠记在了心里。
这些见闻，让她忍不住频频想起红星大队的经验。红星大队土地平整，适合推农机，维修点的出现是顺势而为；而这里山多地少，农机派不上用场，经济作物与手工副业才是优势，社员对增收技术的需求更直接、更迫切。她忽然明白，夜校的形式或许需要变，但“需求导向、实用为本”的原则是相通的——在这里，“技术夜校”不必拘于课堂，改成田间地头的现场指导，或是针对茶叶加工的短期培训班，或许更管用。她又想起自己报告里写的“社区学习”，在这里，学习的“社区”或许就是一个个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作坊。
夜里，煤油灯的光晕里，苏念棠铺开信纸，给陆劲洲写了来到这里的第一封长信。她没提生活的艰苦，只捡着风土人情与思考说：“这里的田地像台阶，看着辛苦却藏着智慧。他们种茶炒茶有老法子，可年轻人觉得难学。我在想，咱们夜校讲农机维修的思路，在这里或许不适用，但‘缺啥教啥、咋有用咋教’是一样的。要是把老茶农的经验总结出来，配上简单的道理——比如为啥这个季节要剪枝，是不是更容易传下去？”
她还写了茶叶厂的困惑：“他们的小茶厂能挣点钱，可只做粗加工，利润薄。要是能提高炒制技术，或是不只靠供销社卖茶，会不会更好？这又绕到你常说的‘集体副业’管理和找销路的问题了……”
信写得像一场跨越山水的“讨论”，写完贴上邮票时，她仿佛能看见陆劲洲在红星大队的灯下读信、蹙眉思考的样子。陌生的田野里，这封信成了连接她与熟悉世界的线，让她心里踏实了不少。
几天后，调研小组接到新任务：协助大队整理一份茶叶种植加工的现状、问题及建议材料，供公社参考。小组分工时，苏念棠因细心且文字好，负责起草加工与销售部分。她再次扎进茶叶厂，找老师傅聊炒制细节，翻会计的简易账本，很快摸清了关键问题：茶叶质量不稳定，是因为炒制全凭经验，没有统一标准；销售则完全靠公社供销社统购统销，价格固定，没有议价空间。
起草材料时，她谨慎地提了两点建议：一是请县里的技术员下来，帮忙总结、规范炒制流程，形成简单的操作要点；二是在完成统购任务后，试着以大队名义，把少量优质茶叶直接送到县里或地区土产公司试销，看看市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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