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部新设的“物料稽核及匠作改良协理司”，如同投入深潭的一颗石子，在帝国的官僚体系中漾开的涟漪远比表面看来要深。名义上，它只是工部下一个不起眼的附属机构，首任协理郎中由徐光启精心挑选的一位寒门出身、精于算学、为人谨慎的低品官员李之藻担任。衙署设在工部大院内一间偏僻厢房，属吏不过三五人，账目支用需层层报批，权限被严格限定在“稽核苏松试点纺机改良物料”之内。
然而，这道细微的缝隙一旦撕开，风便会灌进来。
李之藻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持着内阁与工部的联合公文，南下苏州。他没有大张旗鼓，只带了两名书吏，悄然入驻苏州府衙。在徐光启的暗中授意和王化贞的配合下，李之藻绕过了可能已被江南士绅渗透的府衙相关属官，直接与宋应星接上了头。
当李之藻亲眼见到城郊工坊内那几台在水力驱动下平稳运转、纺纱效率惊人的“水转连机”时，这位素来沉静的算学官员也忍不住动容。他仔细查验了每一处齿轮咬合、传动结构，核对了宋应星记录的各项数据，又亲自监督了连续三日的产量测试。结果无可辩驳：效率远超预估，成纱质量上乘。
“宋先生大才！此物之利，绝非虚言！”李之藻握着宋应星粗糙的手，语气真挚。他没有士大夫对匠作的轻蔑，只有对切实效益的尊重。
有了“协理司”的正式名分和李之藻这个“朝廷特派员”的背书，试点工作得以迅速推进。王化贞早已物色好的试点地点——苏州府下属吴江县一处位置隐蔽、由官府直接控制的小型织染局，被迅速启用。宋应星带着核心工匠进驻，按照工坊原型，开始架设第一批共计五组（十五台）水转连机。李之藻则严格履行“稽核”之责，每一根铁木、每一两物料的使用都登记造册，每一笔工费支出都反复核验，账目清晰得近乎刻板。
试点织染局的管事和织工起初对这群“折腾”的官员匠人将信将疑，但当第一组连机安装完毕，在水流驱动下轰然运转，看着那绵延不绝、均匀细密的纱线以远超人力数倍的速度流淌出来时，所有的怀疑都化为了惊叹。短短半月，试点织染局的棉纱产出已超过去年同期全月产量，而所用人力仅为过去的三分之一！
实实在在的效益，是最好的通行证。消息虽被严格控制，但仍不可避免地在小范围内流传开来。苏州乃至松江府其他官营织造局的管事们坐不住了，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打听，甚至有人私下找到王化贞或李之藻，试探能否也“沾点光”。一些与纺织相关的商户，也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
然而，利益的另一面，必然是阻力。江南那些靠传统手工纺织雇佣大量贫民、并以此控制地方经济的士绅大户，最先感到了威胁。新式纺机一旦推广，效率倍增，必然冲击现有的人工纺织格局，动摇他们赖以控制基层的雇佣关系，甚至可能影响布价和利润分配。
很快，一些流言开始在坊间蔓延：“新式纺机夺人生计，若推广开来，不知多少织妇要饿死！”“官府与民争利，与商贾何异？”“那机器邪性，用水力驱动，恐伤地脉风水！”这些流言颇具煽动性，精准地挑拨着底层织户与官府的关系。
吴江试点织染局外，开始出现一些身份不明之人的窥探，甚至有地痞无赖试图滋事，幸被孙传庭以“维护地方靖安”为名，派兵丁加强巡逻，方才震慑住。
徐光启在北京接到李之藻和王化贞的密报，对试点成效欣喜，对流言与滋扰则毫不意外。他指示李之藻和王化贞：试点成效，必须做成铁案。一方面，要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可在严格控制下，再选择一两处官营织坊增设连机，积累更多数据；另一方面，对于试点织染局内因效率提升而“富余”出来的人力，不可简单裁撤，可尝试转岗至织布、染色、整理等后续工序，或由官府组织学习操作、维护新机，务必做到“机增而人不弃”，以堵悠悠之口。同时，可将试点织染局因效率提升而多得的利润，适当拿出一部分，补贴织工，或改善作坊条件，务必让参与试点的织工得到实惠。
“要让所有人看到，新机之用，非为夺民生计，实为增民之利，强国之基。”徐光启在信中如是写道。
李之藻和王化忠忠实地执行了这一策略。试点织染局内，原有的织工经过简单培训，部分转为机器看护、检修或专司后续工序，工钱因整体效益提升而略有增加；作坊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实实在在的好处，让最初的疑虑和流言在试点内部逐渐消散。
试点成功的消息和妥善处置人力的做法，通过李之藻的正式奏报和徐光启的有意传播，开始在朝中有限度地扩散。一些务实派的官员，开始重新审视“匠作改良”的价值。而先前那些以“奇技淫巧”、“夺民生计”为由反对的声浪，在确凿的数据和“增利安民”的事实面前，暂时显得有些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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