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浪从青转黄，仿佛只是一夜之间的事。
先是东门外那片最早开垦、土质也最好的“将军屯”试验田，在某个晨露未曦的清晨，被最早下地的老农发现麦穗沉甸甸地弯下了头，芒尖泛出坚实的金黄。老农颤巍巍地掐下一穗，在手心里搓了搓，吹去糠皮，十几粒饱满滚圆的麦粒静静躺着，泛着玉石般温润的光泽。他怔怔地看着，浑浊的老眼里慢慢蓄满了泪水，随即扯开沙哑的嗓子，朝着刚刚透亮的天空喊了一声：
“熟啦——！”
这一声喊，像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起千层涟漪。
熟啦！
熟啦！
喊声从东门传到西门，从屯田区传到城墙根，传到每一个翘首以盼的耳朵里。整个襄邑城，仿佛一头从漫长冬眠中苏醒的巨兽，缓缓地、深深地吐出了一口积压了数月、混杂着焦虑、饥饿与期盼的浊气，然后，被一种越来越浓烈、越来越真实的狂喜所充盈。
真正的收割，是在三天后。赵璋和民政司、屯田司的吏员们几乎不眠不休，制定了详尽的收割方案：按田块编号，军民搭配，分段包干，工具统一调配，收、运、打、晒、储，环环相扣。老天爷也格外赏脸，一连数日，都是晴空万里，阳光炽烈却不过分毒辣，正是抢收的黄金时节。
天还没亮透，襄邑四门洞开。早已集结待命的军民队伍，如同开闸的洪水，涌向城外无边无际的金色海洋。他们手中不再是刀枪，而是镰刀——部分是铁匠铺日夜赶制的标准镰刀，更多的则是经过简单改造的柴刀、旧兵器，甚至磨锋利的石片、蚌壳。工具简陋，但握工具的手，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黄巢带着尚让、赵璋等核心文武官员，也出现在了东门外最大的“一号屯田区”。他们没有站在高处指手画脚，而是各自领了一把镰刀，扎进麦浪之中。黄巢的动作起初还有些生疏，但他学得快，弯下腰，左手拢住一把麦秆，右手的镰刀贴着地皮轻轻一拉，嚓的一声轻响，一把沉甸甸的麦子便脱离了土地。汗水很快浸湿了他的衣衫，麦芒扎在手臂上，留下细密的红痕，他却浑然不觉，只是重复着弯腰、挥镰、捆扎的动作，越来越熟练，越来越快。
起初，周围的军民还有些拘谨，不敢离大将军太近，更不敢与之并肩。但看到黄巢闷头割麦，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很快就在田垄上堆起一小捆扎得整整齐齐的麦个子时，那种无形的隔阂慢慢消融了。不知是谁先带的头，割麦的人们开始较起劲来，不是较谁割得快，而是较谁割得干净，麦茬留得低，麦捆扎得结实。田埂上，负责运输的青壮和半大孩子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来回穿梭，将一捆捆麦子运往打谷场，吆喝声、说笑声、镰刀的嚓嚓声、麦秆的沙沙声，汇成一片沸腾的交响。
“老哥，手底下真利索！”一个黝黑的中年汉子割到黄巢旁边，抹了把汗，憨厚地笑道。
黄巢直起腰，也笑了笑：“比不上你们老把式。”
“哪能呢！”汉子连忙摆手，“大将军您这麦茬留得，比俺们都齐整！一看就是用心了！”
旁边另一个正在捆麦的老农插话道：“可不！这地啊，就跟人一样，你用心伺候它，它才肯给你好收成。大将军领着咱们又是修渠，又是堆肥，这麦子长得，俺活了五十多年，头一回见这么饱实的穗！”
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那笑声里充满了收获的踏实和骄傲。
晌午，炊烟在各处临时搭建的灶台升起。后勤营和城中的妇孺送来了午饭：不再是稀得照见人影的糊粥，而是实实在在的、掺了新鲜麦粒蒸出来的杂面馍馍，还有用新摘的野菜、加上一点点盐和好不容易攒下的猪油熬的菜汤。馍馍不算白，甚至有些粗粝，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咬一口，满嘴都是浓郁的、属于粮食本身的香甜。
人们或蹲在田埂，或坐在麦捆上，大口吃着，畅快地喝着。阳光炽烈，晒得人头皮发烫，汗水顺着脊沟往下流，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近乎幸福的红光。那是饥饿被填满的满足，是汗水换来的心安，是对未来终于有了点把握的希冀。
黄巢也拿着一个馍馍，就着陶碗里的菜汤，和几个老农坐在一起吃。他认真地听着他们唠嗑，说今年的雨水，说堆肥的法子哪种更管用，说哪块地的麦种好像更好些，应该留种。他偶尔插一两句，问得很细。老农们起初还有些拘束，见他听得认真，问得在行，便也渐渐放开，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大将军，”一个缺了门牙、但精神矍铄的老汉咽下最后一口馍，小心翼翼地问，“这收上来的麦子……咋分啊？”
这话一问出来，周围瞬间安静了不少，许多耳朵都悄悄竖了起来。这是所有人心中最关心、也最忐忑的问题。
黄巢放下碗，环视了一圈周围看似埋头吃饭、实则竖起耳朵的军民，声音平稳而清晰：“按《屯田令》和之前公布的章程办。所有收成，统一归公仓。但，不会让大家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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