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浪从青转黄,仿佛只是一夜之间的事。
先是东门外那片最早开垦、土质也最好的“将军屯”试验田,在某个晨露未曦的清晨,被最早下地的老农发现麦穗沉甸甸地弯下了头,芒尖泛出坚实的金黄。老农颤巍巍地掐下一穗,在手心里搓了搓,吹去糠皮,十几粒饱满滚圆的麦粒静静躺着,泛着玉石般温润的光泽。他怔怔地看着,浑浊的老眼里慢慢蓄满了泪水,随即扯开沙哑的嗓子,朝着刚刚透亮的天空喊了一声:
“熟啦——!”
这一声喊,像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起千层涟漪。
熟啦!
熟啦!
喊声从东门传到西门,从屯田区传到城墙根,传到每一个翘首以盼的耳朵里。整个襄邑城,仿佛一头从漫长冬眠中苏醒的巨兽,缓缓地、深深地吐出了一口积压了数月、混杂着焦虑、饥饿与期盼的浊气,然后,被一种越来越浓烈、越来越真实的狂喜所充盈。
真正的收割,是在三天后。赵璋和民政司、屯田司的吏员们几乎不眠不休,制定了详尽的收割方案:按田块编号,军民搭配,分段包干,工具统一调配,收、运、打、晒、储,环环相扣。老天爷也格外赏脸,一连数日,都是晴空万里,阳光炽烈却不过分毒辣,正是抢收的黄金时节。
天还没亮透,襄邑四门洞开。早已集结待命的军民队伍,如同开闸的洪水,涌向城外无边无际的金色海洋。他们手中不再是刀枪,而是镰刀——部分是铁匠铺日夜赶制的标准镰刀,更多的则是经过简单改造的柴刀、旧兵器,甚至磨锋利的石片、蚌壳。工具简陋,但握工具的手,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黄巢带着尚让、赵璋等核心文武官员,也出现在了东门外最大的“一号屯田区”。他们没有站在高处指手画脚,而是各自领了一把镰刀,扎进麦浪之中。黄巢的动作起初还有些生疏,但他学得快,弯下腰,左手拢住一把麦秆,右手的镰刀贴着地皮轻轻一拉,嚓的一声轻响,一把沉甸甸的麦子便脱离了土地。汗水很快浸湿了他的衣衫,麦芒扎在手臂上,留下细密的红痕,他却浑然不觉,只是重复着弯腰、挥镰、捆扎的动作,越来越熟练,越来越快。
起初,周围的军民还有些拘谨,不敢离大将军太近,更不敢与之并肩。但看到黄巢闷头割麦,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很快就在田垄上堆起一小捆扎得整整齐齐的麦个子时,那种无形的隔阂慢慢消融了。不知是谁先带的头,割麦的人们开始较起劲来,不是较谁割得快,而是较谁割得干净,麦茬留得低,麦捆扎得结实。田埂上,负责运输的青壮和半大孩子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来回穿梭,将一捆捆麦子运往打谷场,吆喝声、说笑声、镰刀的嚓嚓声、麦秆的沙沙声,汇成一片沸腾的交响。
“老哥,手底下真利索!”一个黝黑的中年汉子割到黄巢旁边,抹了把汗,憨厚地笑道。
黄巢直起腰,也笑了笑:“比不上你们老把式。”
“哪能呢!”汉子连忙摆手,“大将军您这麦茬留得,比俺们都齐整!一看就是用心了!”
旁边另一个正在捆麦的老农插话道:“可不!这地啊,就跟人一样,你用心伺候它,它才肯给你好收成。大将军领着咱们又是修渠,又是堆肥,这麦子长得,俺活了五十多年,头一回见这么饱实的穗!”
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那笑声里充满了收获的踏实和骄傲。
晌午,炊烟在各处临时搭建的灶台升起。后勤营和城中的妇孺送来了午饭:不再是稀得照见人影的糊粥,而是实实在在的、掺了新鲜麦粒蒸出来的杂面馍馍,还有用新摘的野菜、加上一点点盐和好不容易攒下的猪油熬的菜汤。馍馍不算白,甚至有些粗粝,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咬一口,满嘴都是浓郁的、属于粮食本身的香甜。
人们或蹲在田埂,或坐在麦捆上,大口吃着,畅快地喝着。阳光炽烈,晒得人头皮发烫,汗水顺着脊沟往下流,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近乎幸福的红光。那是饥饿被填满的满足,是汗水换来的心安,是对未来终于有了点把握的希冀。
黄巢也拿着一个馍馍,就着陶碗里的菜汤,和几个老农坐在一起吃。他认真地听着他们唠嗑,说今年的雨水,说堆肥的法子哪种更管用,说哪块地的麦种好像更好些,应该留种。他偶尔插一两句,问得很细。老农们起初还有些拘束,见他听得认真,问得在行,便也渐渐放开,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大将军,”一个缺了门牙、但精神矍铄的老汉咽下最后一口馍,小心翼翼地问,“这收上来的麦子……咋分啊?”
这话一问出来,周围瞬间安静了不少,许多耳朵都悄悄竖了起来。这是所有人心中最关心、也最忐忑的问题。
黄巢放下碗,环视了一圈周围看似埋头吃饭、实则竖起耳朵的军民,声音平稳而清晰:“按《屯田令》和之前公布的章程办。所有收成,统一归公仓。但,不会让大家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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