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蝉鸣在曹州城外的官道上聒噪得令人心烦。礼部郎中吴庸骑在一匹还算温顺的河西马上，额角却不断沁出细密的汗珠。这汗，一半是因为六月的骄阳，另一半，则源于心头那挥之不去的焦虑与隐隐的屈辱感。
他离开长安已有十余日。最初的行程还算顺利，沿着驿道东出潼关，经陕州、过洛阳，虽然沿途州县颇见凋敝，流民零星可见，但至少还在朝廷控制之下，接待他这位“钦差”的官吏虽谈不上多么热情，却也礼数周全。可一过汴州，进入曾经的王仙芝、如今黄巢活动频繁的区域，气氛陡然一变。
道路明显失修，车辙深陷，杂草蔓生。途经的村庄大多残破，十室五六空，偶尔见到人影，也是面黄肌瘦、眼神警惕的百姓，见到他们这一行鲜衣怒马的队伍，如同受惊的鸟雀般迅速躲开，绝无靠近或好奇张望者。地方上的驿卒早已逃散一空，所谓的“接待”，全靠他们自带的干粮和向沿途尚未完全废弃的军寨、关卡讨要补给。那些军寨的守卒，一个个盔歪甲斜，精神萎靡，问起前方曹州情况，要么语焉不详，要么面露惧色，只说“黄巢贼势颇张”、“哨探不敢深入”。
更让吴庸心惊的是，越靠近曹州，官道上遇到的行商旅队越是稀少。偶有遇见，也是行色匆匆，车队往往有精壮护卫，且多是向南、向西，少有向东往曹州方向去的。他曾拦住一支从曹州西面来的小商队询问，那商队头领起初支吾不愿多说，在他亮出朝廷使者身份并许以银钱后，才压低声音道：“郎君要去曹州？可得小心！那边……和别处不一样。黄巢的人，军纪极严，买卖倒是公平，也不胡乱收税，但查得很细，尤其是生面孔。像郎君这般带着兵马的……怕是不好进。城外几十里就有他们的游骑了，神出鬼没的。”
不一样？吴庸咀嚼着这个词。在他以及大多数长安朝官的想象中，被“贼寇”占据的州郡，应是人间地狱，烽火处处，盗匪横行。可这一路行来，虽见民生凋敝，却并未见到大规模焚掠的痕迹（至少主要官道附近没有）。相反，临近曹州地界，他甚至看到了一些正在修复的水渠和田埂，田地里庄稼的长势，似乎比之前路过的一些“朝廷治下”的区域还要整齐些。
这让他心中那套“乌合之众、苟延残喘”的预判，产生了第一丝裂痕。
今日午后，他们已进入曹州境内约三十里。按照估算，再有大半日路程，便能望见曹州城墙。吴庸命令队伍在一处尚有活水的小溪边稍作休整，饮马，自己也掏出水囊喝了几口，借此平复一下越来越快的心跳。
“吴郎中，”护卫队正，一个姓张的神策军旅帅凑过来，脸色凝重地低声道，“弟兄们感觉不太对劲。太静了。按说这等距离，早该遇到贼军哨探或巡骑了。可这一路，除了几个远远看见咱们就躲起来的樵夫农人，一个贼兵的影子都没见着。末将心里……有点发毛。”
吴庸也有同感。这种异常的寂静，比遭遇小股敌人更让人不安。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道路两侧的山林、庄稼地后面，冷冷地注视着他们。
“传令下去，打起精神，小心戒备。但切记，若无攻击，不得先行挑衅。”吴庸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身上略显皱巴巴的绿色官袍，努力维持着朝廷使者的体面，“我们是来宣谕招抚的，不是来打仗的。”
队伍重新上路，速度却不自觉地放慢了许多，骑士们的手都不离刀柄弓囊，警惕地扫视着四周。
又行了约莫五六里，前方是一段两侧有矮丘的官道。突然，路旁一片稀疏的树林后，响起一声尖锐的唿哨！
“戒备！”张旅帅厉声大喝，数十名神策军骑兵迅速收缩队形，将吴庸护在中间，刀出鞘，弓上弦，紧张地指向唿哨传来的方向。
然而，并没有预想中的箭雨或伏兵冲杀出来。只见从树林边缘，缓步走出三骑。
这三骑与吴庸想象中的“贼兵”截然不同。当先一骑，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军士，穿着半新不旧的暗红色戎服，外罩一件轻便的皮甲，头戴范阳笠，腰挎横刀，背负角弓，马鞍旁还挂着一杆比寻常骑枪短些的梭镖，眼神锐利如鹰，扫视过来时，吴庸竟感到皮肤微微一紧。他身后两人，装束类似，一人持弓警戒侧翼，一人手中擎着一面不大的三角形红旗，旗面上似乎绣着简单的图案，距离尚远，看不太清。
这三骑人马，虽只有三人，但控马娴熟，姿态沉稳，隐隐构成一个互相掩护的小三角阵型，透出一股经过严格训练的剽悍气息，与吴庸一路所见那些萎靡的官军守卒截然不同。
“来者何人？报上身份！”那为首的年轻骑卒扬声喝道，声音清亮，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说的是官话，却夹杂着明显的山东口音。
张旅帅按捺住被“贼兵”呼喝的恼怒，提气回应：“我等乃大唐天使，奉旨前往曹州宣谕！尔等何人？竟敢阻拦天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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