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在更多的技术性讨论和数据索取要求中结束。谈不上胜利，但至少，对话的频道，从“该不该做”，逐渐转向了“如何做得更好、更稳”。
试点缓慢推进，时间进入深冬。三个试点街道的情况开始出现分化。老旧混合社区数据基础薄弱，但社区干部经验丰富，他们对模型的半信半疑中，却也逐渐学会利用模型提示作为自己巡查工作的“补充清单”。新兴大型居住区数据条件好，但管理团队年轻，对新技术接受度高，有时甚至过于依赖模型提示，高晋团队不得不反复提醒“工具是辅助，人才是主体”。城镇结合部情况最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多，数据与实地情况出入大，模型初期表现不佳，反而成了观察评估组重点关注的“反面案例”。
压力不仅来自外部。团队内部，连续数月的高强度、高压力工作，加上处处掣肘的试点环境，也开始让一些人感到疲惫和沮丧。特别是负责城镇结合部试点的小组，几次模型判断失误被评估组当众质询后，士气有些低落。
一天晚上，高晋接到该小组组长、一位能力很强的年轻博士张思远的电话。电话里，张思远的声音充满疲惫和自我怀疑：“高处，我觉得我们可能方向错了。在这里，人情、旧账、模糊的权责，比任何数据模型都复杂。我们试图用清晰的逻辑去解构一团乱麻，是不是太天真了？评估组那些专家，他们说的也许有道理，有些治理问题，可能就不是技术能解决的。”
高晋没有立即反驳，他静静地听张思远倾诉完，然后说：“思远，还记得我们立项时的初衷吗？不是要用技术‘解决’所有问题，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是想，能不能给那些在‘乱麻’里工作的人，多提供一根‘针’，或者一盏灯，哪怕只能照亮眼前的一小片，理清其中的一两根线，也是好的。城镇结合部的问题，模型现在帮不上大忙，这恰恰说明了它的局限性在哪里，也说明了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什么。这不是失败，是宝贵的发现。把你们遇到的困境，无论是技术的、数据的，还是治理本身的，都详细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和成功的案例一样有价值，甚至更珍贵。”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张思远的声音稳定了一些：“我明白了，高处。我们会坚持记录，坚持尝试，哪怕只是证明此路不通，也是一条结论。”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层面上，微澜也在悄然涌动。
试点观察评估组中，那位来自部内某业务司局的副司长孙启明，态度一直有些暧昧。他很少在正式会议上发表尖锐意见，但私下与几位地方试点官员交流时，却偶尔会流露出对“技术过度干预基层”的担忧，话语间暗示这套系统若能推广，可能会削弱业务司局传统的数据汇总和业务指导权威。这些风声，通过倪永孝的渠道，隐约传到了高晋耳中。
倪永孝提醒他：“孙副司长分管的方向，与‘星图’涵盖的领域有部分重叠。试点若成功，未来相关业务的指导思路、资源分配方式都可能发生变化。他的谨慎，未必全是理念之争。”
高晋记在心里。在后续与孙副司长的非正式沟通中，他不再只谈技术优势，而是更多强调“星图”作为辅助工具，如何能帮助业务司局更全面、更及时地掌握基层动态，为制定更精准的政策提供依据。“模型的目的不是取代司里的综合研判，而是为研判提供更丰富的实时素材和跨域关联视角。”他有意将系统的描述，从“决策辅助”向“情报增强”偏移，这似乎让孙副司长的态度缓和了一些。
试点进入第四个月，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新兴大型居住区所在的城市，遭遇了一次罕见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区域性雾霾天气。环保部门的监测和预警是主要抓手，但“星图”模型在接入环保数据的同时，也同步关注着社情舆情、社区服务请求、交通物流等数据。模型捕捉到，在雾霾持续的第五天，该居住区及周边几个类似区域，关于“室内空气净化设备故障报修”、“婴幼儿呼吸道不适咨询”、“中小学户外活动调整投诉”的数据开始出现异常耦合上升，上升速度超过了单纯的雾霾浓度变化曲线所能解释的程度。
高晋团队分析后认为，这可能反映了居民在长期雾霾压力下，累积的焦虑情绪和对局部生活环境控制能力的担忧，正在转化为更具体、更密集的服务需求和情绪释放。他们立即将这一分析简报，同时提交给了试点街道、当地市应急管理部门，以及部里的观察评估组和对应的业务司局（包括孙副司长分管的部分）。
起初，这份简报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甚至被个别观察员视为“过度解读数据”、“制造紧张”。然而，随后两天，该市政务热线关于相关区域的环境健康类投诉果然显着增加，个别社区微信群甚至出现了对学校持续室内活动的不满言论小范围发酵。试点街道因为提前有所提示，已经加强了社区医生在线问诊服务和物业设备巡检，并准备了沟通预案，因此应对相对从容，没有让情绪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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