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灵刚把江南漕运的账册理完，周忱就掀着帘子闯了进来，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塘报，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砚灵，你瞧！宫里发的新章程，太皇太后下旨了，让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大人共掌内阁，说是‘三杨辅政’，这下稳了！”
沈砚灵放下手里的算盘，接过塘报细看。宣纸上的小楷写得端端正正，墨迹还带着新干的光泽，末尾盖着“司礼监印”的朱红印记。她指尖划过“三杨”的名字，忽然想起三年前在南京贡院，曾远远见过杨士奇——那时老大人正蹲在墙根下，给个卖花的小姑娘讲《论语》，手里还攥着半个没吃完的麦饼，哪有半点阁老的架子。
“杨荣大人是先帝的‘飞骑’，当年随驾亲征，能在马背上拟诏，”周忱凑过来，掰着手指头数，“杨溥大人在诏狱里蹲了十年，硬是把《论语》背得滚瓜烂熟，出来后连头发丝都带着股韧劲儿。这三位凑一块儿，可比那些只会咬文嚼字的酸儒靠谱多了。”
正说着，门外传来马蹄声，是驿卒送来了新的公文。沈砚灵拆开一看，竟是杨溥亲笔写的便函，字里行间带着股温润的墨香：“闻江南济农仓成效显着，望沈姑娘与周大人细录章程，送京备案。若有难处，可直递内阁，不必避讳。”
“直递内阁！”周忱眼睛一亮，拍着桌子道，“这是多大的体面！老大人这是把咱江南的事当成了正经事办。”他忽然压低声音，“你还记得去年那个想把济农仓改成私库的盐商吗？前儿听说他托人往京城送了万两银子，想找新贵门路，现在三杨掌事，我看他那银子得打水漂了。”
沈砚灵把便函折好，放进贴身的锦囊里：“杨士奇大人曾说，‘治国如种稻，得让每粒种子都落在土里’。三杨辅政，怕是要先整治那些占着良田不插秧的蛀虫。”她想起今早去码头时，见粮商们正把新收的糙米往仓里搬，账房先生一笔一划地记着“济农仓存粮”，脸上的笑都比往常真切——他们最怕的就是政策朝令夕改，如今有三杨镇着，总算能踏实做事了。
傍晚时，苏州知府带着幕僚匆匆赶来，手里捧着本厚厚的《江南民生录》。“沈姑娘，周大人，”知府擦着汗道，“杨荣大人的快马刚到，让咱们把各州县的济农仓、水坝、学舍都盘点清楚，说是‘开春要播新种，得先把田垄修瓷实’。”他翻开册子，指着其中一页，“您瞧，连咱们县那个漏雨的粮仓，都被老大人记在账上了。”
沈砚灵看着册子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忽然注意到杨溥的笔迹——在“蚕桑户缺桑苗”那条下，他用朱笔写着：“着户部速调浙西桑苗三千株，正月内务必送到。”墨迹淋漓，像是生怕耽误了农时。
周忱忽然指着窗外：“你们看！”众人抬头，只见街对面的布庄挂出了新招牌，上面写着“奉旨织锦”，掌柜的正踮着脚往门楣上贴红绸，“听说三杨刚下了令，让江南织造局少造些供皇室的云锦，多织些结实的棉布给边军和农户，这布庄怕是抢着接活呢。”
沈砚灵望着远处渐暗的天色，檐角的灯笼次第亮起，映得“济农仓”三个字暖融融的。她忽然想起杨士奇在《历代名臣奏议》里写的那句话：“天下之治，始于里巷。”如今三杨辅政，这江南的里巷里，怕是要真的暖起来了。
夜深时，周忱还在灯下抄录济农仓的章程，沈砚灵则在给杨溥写回信。窗外传来孩童的笑声，是邻居家的小子在念新学的童谣：“三杨来，谷满仓，穿新衣，上学堂……”她笔尖一顿，在信末添了句：“江南百姓盼春播，更盼长治。”
墨滴落在纸上，晕开一小团圆晕，像颗饱满的种子，正等着落在松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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