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下旬，太行山脉深处，八路军129师后方整训基地
晨雾还没散尽，山谷里就传来了整齐的刺杀声。陈惊雷光着膀子，露出结实的臂膀，正领着独立营的战士们进行刺杀训练，他手里的木枪杆被磨得发亮，每一次突刺都带着风声，喊杀声震得雾霭翻滚。三个月前黑风口、柳林镇两战告捷后，根据军区命令，独立营撤回根据地进行整训，原本不足百人的队伍，如今已扩充到两百余人——有附近参军的青年农民，有收编的伪军反正人员，还有从主力部队调拨来的骨干。
“刺！杀！突刺！”陈惊雷的吼声铿锵有力，汗水顺着他的额角往下淌，滴在脚下的红土地上。队伍分成了三个方阵：老兵带着新兵练刺杀，枪杆相撞的脆响此起彼伏；另一侧的空地上，赵铁锤正指导机枪手进行短点射训练，几挺缴获的九二式重机枪架在临时构筑的土坡上，射手们轮流操作，枪口喷出的火舌划破晨雾，远处的靶标被打得木屑飞溅；老周则领着爆破班在山谷尽头练习炸药包捆扎和地雷布设，他们用黄土和树枝模拟碉堡，战士们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调整导火索长度，旁边堆着一堆边区兵工厂造的黑色炸药，包装纸上印着简陋的“抗日必胜”字样。
“营长，军区派来的训练组到了！”通讯员小豆子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手里还攥着一份盖着红章的通知。他现在已经褪去了稚气，腰里别着一把驳壳枪，是柳林镇战斗后的奖励，脸上的皮肤被晒得黝黑，眼神却愈发坚定。
陈惊雷停下训练，用毛巾擦了擦汗，朝着山口望去。只见三位穿着八路军制服的干部正走过来，为首的是军区参谋处的李参谋，肩上挎着一把快慢机，身后跟着两位分别精通战术和政工的教官。“陈营长，奉命来协助你们整训！”李参谋握住他的手，语气爽朗，“总部刚下发了第二期整军训令，要求三个月内练强五大技术，你们独立营是主力外围的尖刀，可得抓紧！”
两人边走边谈，李参谋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编制表：“根据师部指示，给你们补充二十支汉阳造、三挺捷克式轻机枪，还有五十枚手榴弹，都是黄崖洞兵工厂新生产的。另外，调给你们两名懂日语的干事，负责敌军工作；再派三名医务兵，充实卫生班——现在打仗，既要能打，也要能救。”
陈惊雷眼睛一亮，这些装备对缺枪少弹的独立营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他领着李参谋参观训练场地，指着正在练习投弹的新兵：“这些娃娃们劲头足，但战术动作不规范，正需要教官们指点。还有那些反正的伪军，枪打得不错，就是思想上还有顾虑，政工工作得跟上。”
“这正是整训的关键。”李参谋点点头，“政治整训和军事训练要同步抓，每天早晚各一小时政治学习，讲抗战形势，讲党的政策，还要发展新党员，建强连队党支部。军事上，除了五大技术，还要练近战、夜战和伏击战术，总部要求每个连都能独立完成游击作战任务。”
就在独立营如火如荼整训的同时，百公里外的八路军129师司令部，一场关乎太行抗日局势的会议正在召开。
司令部设在一座隐蔽的山村里，几间土房被绿树环绕，门口的哨兵警惕地注视着四周。屋内，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正围着一张巨大的军用地图，手指在地图上比划着。墙上挂着一盏煤油灯，灯光映照着两人凝重的脸庞，地图上用不同颜色的图钉标注着日军据点、我军根据地和交通线。
“日军第20师团一部正在平汉线西侧增兵，企图封锁我们与冀中根据地的联系。”刘伯承扶了扶眼镜，声音沉稳，“柳林镇拿下后，我们打开了一个缺口，但鬼子肯定会反扑。独立营经过整训后，要承担起袭扰平汉线、牵制日军兵力的任务。”
徐向前指着地图上的邢台至邯郸段：“这里有鬼子的三个据点，相互呼应，粮草弹药都靠铁路运输。可以让独立营联合地方游击队，搞一次破袭战，切断他们的补给线。另外，要通知地方政府，发动群众坚壁清野，让鬼子在根据地寸步难行。”
这时，政治部主任张浩走进屋来，手里拿着一份报告：“各根据地的参军热潮很高，三个月内扩充了三个团的兵力，但武器装备还是缺口很大。黄崖洞兵工厂的产量虽然翻了番，但还是赶不上部队发展的速度，很多新兵还得用长矛和鸟铳。”
“困难是暂时的，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刘伯承语气坚定，“一方面要继续靠战斗缴获补充，另一方面要发动群众，收集民间铁器，支援兵工厂生产。另外，要加强与友军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的物资支持，虽然国民党顽固派处处刁难，但还是有不少爱国将领愿意合作。”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最终定下了“以整训强战力，以游击破封锁”的战略部署，命令独立营整训结束后，即刻开赴平汉线西侧，开展敌后游击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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