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黎宴站在门口敲了敲门,里头传来一句俄语,让他等一会。
没多久门开了。
一个五十来岁的苏联人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色高领毛衣,头发花白,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布满了血丝。
“你是谁?”苏联人的中国话说得磕磕巴巴的,但能听懂。
纪黎宴把工具箱放在地上,把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递过去:
“您好,我是厂里的技术员纪黎宴,想跟您请教几个技术问题。”
苏联人眼前一亮,他眼睛都在二锅头上不动了。
“进来吧。”
屋子里不大,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柜子,桌上堆满了图纸和俄文书籍。
床上被子没叠,枕头边放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的水已经凉了。
苏联人在椅子上坐下来,指了指对面的床:“坐,什么问题?”
纪黎宴把床上那团被子往旁边推了推,坐了下来:“听说您要回国了?”
苏联人顿了一下:“你的消息倒是灵通。”
“厂里都知道了。”纪黎宴看着他的眼睛,“您走之前,那些设备的图纸能不能留下来?”
苏联人盯着他看了好几秒,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图纸是我的。”他的声音闷闷的,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我辛辛苦苦画出来的,凭什么留给你们?”
纪黎宴从床上站起来,走到桌边,低头看着桌上那些图纸。
一张张都是手绘的,线条工整,尺寸标注得清清楚楚,每一个节点都画得很仔细。
“您画这些图纸,花了多长时间?”
“三年。”苏联人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三年,一千多个日夜。”
“您走了以后,这些设备出了问题,没人会修。”
纪黎宴转过身看着他,“您忍心看着您亲手装的机器变成一堆废铁?”
苏联人没说话。
“您画的图纸,留在这里,机器就能继续转。”
纪黎宴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机器转了,生产就能继续,工人就有活干,有饭吃。”
“您虽然回国了,可这些机器还在,它们会记得您。”
苏联人沉默了很久,久到纪黎宴以为他睡着了。
“你的话说得真好听。”苏联人忽然开口了,声音沙哑。
他站起来,走到桌边,把那些图纸一张一张地收起来,摞整齐了,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卷蓝图,一起放在桌上,推过来。
“拿去吧。”
纪黎宴愣了一下,看着桌上那摞图纸,又看了看苏联人。
“您......”
“我快六十了,回苏联也干不了几年了。这些图纸带回去,也是锁在柜子里落灰。”
苏联人从桌上拿起一个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他皱了皱眉,还是咽了下去。
“留在你们这儿,至少还能派上用场。”
纪黎宴把图纸和蓝图抱起来,图纸摞得老高,差点没抱住。
他朝苏联人鞠了一躬,转身要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停下来。
“您叫什么名字?”
“伊万诺夫。”
“伊万诺夫同志,谢谢您。”纪黎宴把图纸往上颠了颠,推门出去了。
外头的风很大,白杨树的枝丫在风里吱吱嘎嘎地响。
纪黎宴把图纸抱在怀里,走得很快,图纸被风吹得哗哗地响,他用下巴压住了,一路小跑回了办公楼。
老马还在办公室没走,看见纪黎宴抱着一摞图纸进来,惊得下巴差点掉在地上:“这是...苏联专家的图纸?”
“对,伊万诺夫同志给的。”纪黎宴把图纸放在桌上,图纸堆得像座小山,把桌上的玻璃板都盖住了。
老马走过来,拿起最上面一张看了看,又拿起一张看了看,手都在抖:
“他真的给了?全给了?”
“全给了,全在这儿了。”
老马拿起图纸又看了看,像是怕它们长翅膀飞了似的。
“小纪,你立了大功了。”
纪黎宴把工具箱放在地上,在椅子上坐下来,揉了揉被图纸硌得生疼的胳膊肘:
“马主任,这些图纸得赶紧整理。”
图纸整理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天。
纪黎宴带着老赵、老李和小钱三个人,把伊万诺夫留下的那摞图纸一张一张地过。
该描的描、该抄的抄、该翻译标注的逐字逐句地译成中文,忙得连轴转。
有时候干到深夜索性就睡在办公室里,第二天一早用凉水抹把脸接着干。
老赵嘴上抱怨“这活儿比修机器还磨人”,可手上一点没闲着。
描图的时候比谁都仔细,一根线画歪了都要擦掉重来。
小钱则闷着头翻译俄文标注,遇到不认识的字就翻字典,那本俄汉词典被他翻得卷了边。
图纸整理完的那天,老马请电工班和技术科的人吃了一顿饭。
就在胡同口王掌柜的饭馆里,点了整整一桌子菜。
老马端起酒杯,脸上的褶子笑成了菊花:“小纪,这杯酒我得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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