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斯图加特，沃尔夫教授的书房。
台灯的光芒在深色的橡木桌面上切割出一块明亮的区域，将那枚银色芯片映照得愈发刺眼。沃尔夫教授已经保持同一个姿势坐了近一个小时，手中的咖啡早已凉透。那份芯片里的内容，如同投入他几十年平静学术生涯的一颗深水炸弹，激起的不是水花，而是席卷认知的暗涌。
作为学者，他相信实证，警惕匿名指控。但芯片里的材料——那些指向明确却残缺的早期实验记录编号、那份评估报告提纲的措辞风格、甚至逻辑图中隐含的对材料科学史的深刻理解——都透着一股不容忽视的真实感。这不是外行人的臆测，而是一个深陷其中、很可能因此遭受不公的研究者，在绝望中投出的、浸透着血泪的求救信。
他想起了北京评审会。燧人团队那份冷静自信、数据详实的报告，特别是他们对“可靠性概率框架”的阐述，其严谨和创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与之相比，昭栄代表（他记起那位叫赵明的总监）在会前的交流中，对其技术的描述则充满了“成熟”、“完美”、“无风险”这类绝对化的词汇，却鲜少提及技术演化的具体历程和边界条件。当时他只觉是商业宣传的夸张，如今回想，却品出几分刻意回避的意味。
科学应该是什么？是不断逼近真相的探索，是承认无知和风险的谦逊，是对历史和数据的诚实。如果一家公司为了维护商业优势，而系统性地掩盖其技术源头中那些“不完美”甚至“高风险”的发现片段，这不仅仅是商业伦理的瑕疵，更是对科学精神的背叛。长此以往，建立在选择性事实上的“完美技术”，终将在某个未被充分认知的边界崩塌，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他想起了芯片最后那句“真相不应被埋没。科学需要诚实。”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敲打在他作为科学家的良心上。
但他能做什么？直接联系昭栄质问？那无异于将那位匿名的“被困住的研究者”推向绝境。公开这些匿名材料？缺乏确凿的、可公开验证的证据链，很容易被反驳为“恶意中伤”，他自己也可能卷入法律纠纷和名誉风险。更现实的是，他与昭栄欧洲研发中心有长期合作关系，多名他的学生在那里工作或曾受资助。一旦撕破脸，牵扯太广。
沃尔夫教授摘下眼镜，揉了揉酸涩的眼眶。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还有一种被卷入巨大漩涡的窒息感。他渴望真相，但更清楚现实的复杂与残酷。
最终，他做出了一个谨慎而充满煎熬的决定。他不能装作没看见，也不能鲁莽行动。
他打开了一个绝对安全、物理隔离的加密存储设备，将芯片中的内容完整备份。然后，他销毁了那枚原始芯片——用专业的物理手段彻底熔化。证据的副本必须存在，但来源必须消失。
接着，他拿起那部极少使用的私人保密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电话那头，是他的一位老朋友，一位早已退休、但在科学伦理学界德高望重的哲学教授，住在瑞士。
“汉斯，是我，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的声音有些沙哑，“我需要和你讨论一个……假设性的伦理困境。关于当科学发现与巨大的商业利益，以及可能被掩盖的长期风险交织在一起时，研究者个人的责任边界在哪里……特别是当证据来源敏感，且牵涉跨国巨头时。”
他没有透露任何具体名称或细节，只是以一个抽象化的“案例”形式，与老友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深夜探讨。老友在听完全部“假设”后，沉默了许久，最后说：“弗里德里希，有时候，最有力的武器不是直接的指控，而是提出问题本身。将正确的议题，在正确的时机，引入正确的讨论场域，阳光会完成剩下的事情。但前提是，你必须确保自己站在无可指摘的学术高地上。”
挂断电话，沃尔夫教授的思路逐渐清晰。他不能做吹哨人，但他可以做一个播种者。将这些关于“技术史实的完整性”、“风险评估的透明度”、“商业保密与科学伦理的边界”的议题，以严谨的学术方式，引入高端材料科学界的讨论之中。
他重新打开电脑，开始整理自己多年来关于技术可靠性、研究伦理的思考。他决定，在下周的那场《先进材料》期刊线上研讨会演讲中，调整部分内容。他不会提及任何具体公司或技术，但他会着重强调：“在评估任何先进材料，尤其是声称具有颠覆性性能的材料时，研究者不仅应关注其巅峰性能数据，更应追溯其技术发展的完整脉络，审视其基础发现过程中是否曾被忽视或掩盖了某些关键的风险信号。一个建立在选择性事实上的技术奇迹，其长期可靠性是值得警惕的。科学共同体的责任之一，就是维护这种技术历史与风险评估的完整性。”
同时，他开始私下联络几位他极其信任的、在科学史和科研伦理领域有建树的同行，以“学术兴趣”为由，探讨组织一个小型的、跨学科的闭门研讨会，主题就是“高端材料技术创新中的历史、伦理与风险认知”。他要把这颗质疑的种子，播撒到最肥沃的学术土壤里，让它自然而然地发芽、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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