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时间里，院子里的气氛像紧绷的弓弦稍稍松弛。白洋搬来一张小板凳，在卓老三旁边坐下。两人之间隔着一尺宽的距离——那是礼貌的距离，也是某种心照不宣的界限。
她开始讲这两年的变化，声音还有些沙哑，但已平静了许多。
“连长的媳妇儿去年生了个大胖小子，”她说，嘴角不自觉地扬起，“六斤六两，可把连长乐坏了。他请全连——哦，现在是全营——吃了三天的面，说是‘喜面’。”
卓老三安静地听着，想象着那个在597.9高地吼着“给我打！”的粗豪汉子，笨拙地抱着婴儿的样子。心里某个地方，微微地暖了一下。
“指导员调去军校当教员了，”白洋继续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辫梢，“我去信问过，他回信说那帮学员比咱们当年还刺儿头，气得他血压都高了。”
卓老三忍不住笑了。那是他走进这个院子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笑容。白洋看见他笑，眼睛亮了一下，像是阴霾的天空忽然漏进一缕阳光。
“连里那些活下来的，有的复员回家了，有的调去了其他部队。班长去了东北，在铁路局工作……”
她絮絮地说着，声音轻柔，像在念一封长长的家书。卓老三不时问一句“后来呢”，目光落在她脸上，看着她说话时微微颤动的睫毛，看着她讲到开心处嘴角自然扬起的弧度。这是活着的白洋，平安的白洋，在和平的日子里慢慢愈合战争创伤、重新学习如何微笑的白洋。
这个认知，让他胸腔里某个从两年前就一直紧绷、几乎要石化成顽铁的地方，悄然松动了一丝缝隙。有温热的、带着痛楚的东西，从那里缓缓流淌出来。
钱教授夫妇也加入了谈话。蒋夫人问起白洋在卫生所的工作，白洋有些腼腆地说自己还在学习，但已经能独立处理一些常见病了。“我想当一名真正的医生，”她说，眼睛看向老三。
钱教授则和白老爷子聊起了津城的历史。老爷子如数家珍，从大沽口炮台讲到望海楼教堂，从义和团讲到北洋军阀。他的讲述里没有教科书式的宏大叙事，只有胡同里老人们的口耳相传，只有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细碎片段。那些历史，就这样活生生地铺展在午后的阳光里。
院子里渐渐充满了久违的、温暖的人间烟火气。阳光继续西斜，把槐树的影子拉得越来越长，慢慢爬过青砖地，爬上东厢房的灰墙。胡同里传来邻居家炝锅的滋啦声，葱花爆香的焦煳味随风飘进来。远处隐约有自行车的铃声叮当作响，某个孩子在哭，母亲在柔声哄着。
所有这些声音，所有这些气味，交织成一幅鲜活的、和平年代的图景。
所有人都放松了警惕。就连卓老三，这个在枪林弹雨中磨砺出野兽般直觉、在香港码头爆炸中死里逃生的战士，也暂时放下了那份如影随形的戒备。他让自己沉浸在这种普通得近乎奢侈的平静里，沉浸在重逢带来的复杂情绪中，沉浸在白洋轻柔的讲述里，沉浸在老爷子爽朗的笑声里。
他太需要这种平静了。从上甘岭的坑道，到太平洋的游轮，到香港码头的爆炸，他的每一根神经几乎都绷在生死的弦上。战斗、潜伏、保护、求生……现在，坐在这阳光斑驳的小院里，听着熟悉的声音讲述着平凡的生活，他几乎要忘记自己身上还背负着未完成的任务，忘记那只铁皮箱里装着的、可能改变国运的秘密。
所以当院门被再次推开时，卓老三的反应慢了致命的一拍。
门是被轻轻推开的，没有敲门，没有询问，甚至没有脚步声——从码头一路寻来的三人像是踩着棉花走进来的。他们穿着最常见的灰布衣裳，样式和胡同里任何一个人都没什么不同。他们低着头，帽檐压得很低，手里揣在怀里，像是怕冷。
走在最前面的男人抬起头。
目光像淬过毒的针，迅速扫过院子——在钱教授脸上停留了一瞬，那是确认目标时锐利如刀的瞥视；然后转向卓老三，眼神里闪过一丝冰冷的、毫不掩饰的杀意。
那不是邻居串门的随意，不是熟人拜访的热络，甚至不是小贩兜售货物时的殷勤。
那是猎手在扣动扳机前，最后确认猎物位置的专注。是刀刃出鞘前，最后一瞬瘆人的寂静。
卓老三的血液在那一刻骤然变冷，冷得像坠入了冰窟。
他几乎是本能地弹了起来——不是站，是弹。动作快得带倒了板凳，木凳砸在青砖上，发出沉闷的、令人心悸的响声。他的右手闪电般伸向腰间——那里空荡荡，为了通过码头的检查，G18手枪、备用弹匣，都装在那只铁皮箱里。
而铁皮箱，放在五步外的墙根下。
五步。
在平常日子里，是闲庭信步的距离。在生死时刻，是横亘在生与死之间的、绝望的天堑。
“你们找谁？”白老爷子也察觉不对，霍然起身。老人的声音陡然沉了下去，带着老军人特有的、战前预警般的紧绷。他的身体微微前倾，那是习武之人即将发力前的预备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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