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后，招待所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成了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窗外是中戏校园的喧闹与文艺气息，窗内是我一个人的静谧与自律。
送别父亲时的那一丝彷徨，很快被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和紧迫感所取代。
我知道，从现在起，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对得起这份来之不易的“独立”。
我的生活形成了新的、更加紧凑的节奏。
清晨六点， 生物钟准时将我唤醒。悄无声息地起床，换上运动服，融入中戏操场上晨练的学生之中。
跑步，拉伸，感受着年轻身体里蓬勃的活力。
北京的空气远不如家乡清甜，带着都市特有的尘埃感，却也让我的胸膛里充满了奋斗的气息。
七点半， 在招待所隔壁的早点摊解决早餐，一碗豆浆、一个鸡蛋、两根油条，简单却踏实。
然后，我便步行前往一街之隔的红星生产社。
九点前的红星，通常是安静的。有时，甚至整个上午，都是安静的。我却把这当成了我的“自习室”。
公司的资料室、闲置的录音棚，都成了我的乐园。
我如饥似渴地翻阅着国内外音乐杂志、唱片宣传册，研究着这个时代的音乐潮流、制作技术和商业模式。
在空无一人的录音棚里，我对照着说明书，一点点摸索那些调音台、合成器、多轨录音机的使用方法。
脑中的“AI外挂”再次发挥了作用，复杂的设备操作流程，在“音流图”般的视觉引导下，变得条理清晰，上手极快。
十点过后， 公司渐渐热闹起来。
我的身份很特殊——既是签约的“创作艺人”，又是一个需要学习的“小师弟”。
我把自己放在学徒的位置上，带着好奇与谦逊，观摩师兄师姐们的创作和排练。
郑钧，那时已是摇滚圈锋芒毕露的新星，身上带着西北汉子的豪爽与不羁。
他排练时，我常常安静地坐在角落，感受着他音乐中那种撕裂般的真诚与力量。
他偶尔会扔给我一瓶北冰洋，揉揉我的脑袋：“小孩，听得懂吗？”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有些懂，有些不懂。但觉得很……带劲！”
他便会哈哈大笑，兴致来了还会教我几个吉他 riff（连复段）。
田震，这位大师姐，对我则多了几分女性的关照。她知道我一个人在京，有时会从家里带些好吃的给我，或者在我练琴太久时，催促我休息眼睛。她排练《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时，我会认真提出一些关于气息运用和情绪递进的小建议，她总是很认真地听取，然后惊讶于我对歌曲理解的深度。
许巍，那时还带着些许迷茫和忧郁，常常一个人抱着吉他，一坐就是一下午。我拿着《蓝莲花》的曲谱去找他，和他一起探讨编曲的细节，如何用吉他音色营造出那种空灵悠远的感觉。音乐成了我们之间最好的交流语言，在他面前，我无需过多伪装对音乐的理解。
还有小柯、骅梓、眼镜蛇乐队……红星生产社就像一个热闹的大家庭，而我，是这个家里最受宠也最努力的“小弟弟”。
我陪着他们在中戏的草坪上“茬琴”（即兴弹唱比拼），在高校的舞会上蹭演出，听他们高谈阔论音乐理想，也听他们抱怨现实的无奈。
这些鲜活的人和事，远比“记忆”中的标签更加生动，让我对这个时代的音乐圈有了最直观、最深刻的认知。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在熟悉了环境和人脉后，我开始有计划地“创作”。
我将脑中那些属于未来的经典旋律，结合这个时代的审美和红星旗下艺人的特点，稍作调整，然后“灵感迸发”般地拿出来。
为田震完善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的编曲，使其更加饱满有力；为许巍的《蓝莲花》加入了更具画面感的间奏吉他solo；甚至“偶然”哼出了一段旋律，经完善后，成了郑钧新专辑里一首颇具传唱度的作品《极乐世界》……
我的“创作”能力，让陈健添先生喜出望外，也让我在公司的地位愈发稳固。他不再把我当成一个偶然发掘的天才儿童，而是真正视作公司重要的创作力量。
除了泡在红星，我的另一个据点，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每隔一周，我都会去一趟出版社，名义上是“打听消息”，实则是去刷存在感，加深编辑老师们对我的印象。我成了编辑部里的“开心果”和“神奇小子”。
我不再只谈《明朝那些事儿》，而是利用“过目不忘”的能力，与他们聊文学，聊历史，聊当下文坛的动向。
我不仅能精准复述出他们提到的某本书的精彩段落，还能提出自己独到的、往往令他们耳目一新的见解。
“聂老师，我觉得现在的历史书写，是不是可以再大胆一点，再接地气一点？”一次，我趁着副总编辑聂震宁先生有空，凑过去聊天。
聂老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哦？怎么个大胆法？怎么个接地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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