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田浩彣”和“口四文三”这两个名字，交相辉映，以不同的方式，占据着公众的视野。
一个在摇滚的狂野与流行情歌的深情中挥洒才华，一个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妙笔生花。
这种强烈的反差与同样惊人的成就，构成了九五年夏天文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质疑声当然从未停止。尤其是在音乐圈，当我与张学友合作的消息坐实后，“代笔”、“背后有枪手”的传闻甚嚣尘上。
毕竟，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能写出《蓝莲花》已是奇迹，还能写出风格迥异的《回到拉萨》和《忘记你我做不到》，这完全超出了常理的理解范围。
对于这些，陈健添先生的处理方式更为老道。
他没有急于辩解，而是安排我在一次红星生产社的内部聚会中，“偶然”地被几位相熟的、有公信力的乐评人看到我正在修改曲谱，并与郑钧、小柯等人热烈讨论编曲细节的场景。
同时，他也默许甚至鼓励郑钧、许巍等师兄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与我交流音乐创作的点滴，用他们的亲眼所见和人格背书，来间接回应那些质疑。
“浩彣的脑子里，好像有个无穷无尽的旋律宝库。”郑钧在一次采访中大大咧咧地说，“而且他学东西快得吓人，现在跟我们聊编曲，很多专业术语比我们还门儿清。”
这些来自圈内人的证词，虽然无法完全打消所有人的疑虑，但至少让“代笔论”失去了大部分市场。
更多的人开始倾向于接受“天才论”——这个世界上，或许真的存在那种无法用常理解释的、生而知之的奇才。
身处风暴眼的我，反而异常平静。我知道，这一切的根基在于我超前三十年的“记忆”。
外界的赞誉或质疑，如同镜花水月。我更加专注于利用现有的资源和平台，加速自身的成长。
在红星，我几乎成了半个制作助理，泡在录音棚的时间越来越长，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一切关于声音的知识。
我不仅满足于“回忆”旋律，更开始深入研究编曲的每一个细节：如何通过不同的和弦进行营造情绪，如何运用配器来丰富音乐的层次，如何在有限的音轨中创造出最大的空间感。
我像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探索者，虽然借助了超前记忆的高度，却从未停止用自己的双眼观察这个世界。
每一次学习、每一次实践，都是我在将这个独特的优势真正内化为自身能力的过程。
我的思维仿佛拥有双重通道：一条接收着来自未来的信息洪流，另一条则在当下进行着紧张的筛选、消化与重构。
这两种过程日夜不息地交织，推动着我以惊人的速度成长。
有一次，在协助录制一首歌曲时，我对某个吉他音色的细微调整提出了建议，录音师按照我的想法尝试后，效果出奇地好。
他惊讶地看着我：“浩彣，你这耳朵是怎么长的？这细微的差别都能听出来？”我只是笑了笑，没有解释那是我脑海中早已存在的“标准答案”。
但我知道，我正在将“先知”转化为真正属于这个时空的、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天赋”。
在出版社那边，我的“得寸进尺”也让聂老和编辑们既头疼又惊喜。
我不仅准时交出了《明朝那些事儿》第三册质量上乘的稿件，还正式提出了参与后续电脑排版工作的请求。
“聂老师，我想试试。”我仰着头，眼神恳切而坚定，“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异想天开，但我想了解一本书从手写到变成铅字的每一个环节。而且，我学习电脑操作很快，保证不会耽误进度，还可以帮老师们分担一些简单重复的工作。”
聂老沉吟良久，与几位编辑商量后，最终同意让我在一位老编辑的指导下，尝试进行第三册部分章节的录入和初步排版工作。
当他们看到我坐在电脑前，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熟练地使用着WPS软件，甚至能处理一些简单的版式问题时，所有的疑虑都化为了惊叹。
“这孩子，真是个全才！”一位老编辑扶了扶眼镜，喃喃道。
通过参与排版，我不仅更深入地了解了出版的流程，还意外地发现，在将手稿转化为电子文档的过程中，我能更冷静地审视自己的文字，发现一些之前忽略的语病和逻辑瑕疵，从而进行更好的修改。
这让我对“创作”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仅仅是灵感的迸发，更是一个需要不断打磨、精益求精的技术活。
名声带来的经济回报也愈发可观。《红星一号》持续热卖带来的版税，《心太软》的买断费用，《忘记你我做不到》作为爆款单曲预期的可观分成，以及《明朝那些事儿》不断加印的稿费，让我的个人账户数字快速攀升。我并没有挥霍，除了定期汇给家里改善生活，其余的钱都谨慎地存了起来。我知道，这些将是我未来更大布局的启动资金。
我与家里的通话变得更加频繁。父母的语气从最初的担忧，变成了如今带着骄傲的、小心翼翼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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