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年的秋天，像一位技艺精湛的画家，将京城渲染得层林尽染，金黄与赭红交织，天空也变得格外高远湛蓝。
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于我而言，无论是个人创作还是“星海文化”的初期运营，都如同枝头沉甸甸的果实，迎来了第一波实实在在的丰收。
《明朝那些事儿》第四册《帝国飘摇》在九月初正式上市。
这一次，出版社的推广策略更为精准老辣。
聂震宁副总编辑亲自撰写了推荐语，称其为“系列中格局最为宏大、情感最为激荡的一册”。
各大报纸的读书版和文史专栏，罕见地出现了大量正面评论，甚至有一些曾经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也承认这一册“在保持可读性的同时，展现了扎实的史料功底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
首印六十万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宣告售罄，加印的订单如雪片般飞来。
读者来信更是堆积如山，许多读者在信中激动地描述他们读到于谦力挽狂澜时的热血沸腾，以及对于谦最终命运扼腕叹息。
这种来自市场和学界的双重认可，带来的不仅仅是丰厚的版税收入，更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公信力和影响力。
我开始收到一些文化类电视节目的访谈邀请，甚至有一所知名大学的历史系，通过出版社表达了希望邀请我去做一场非正式讲座的意向。
我谨慎地婉拒了大部分抛头露面的机会，但心里清楚，“口四文三”这个笔名所承载的分量，已远超一个普通的畅销书作家。
几乎与此同时，郑钧师兄的新专辑《第三只眼》在推迟了数月后，终于顶着金融危机的隐隐压力强势发行。
专辑中除了我之前为他创作的《回到拉萨》，还有两首我“贡献”的、带有迷幻和世界音乐元素的新作《茫然》和《门》。
这张专辑以其前所未有的音乐探索性和哲学思辨色彩，在摇滚乐迷中引发了巨大轰动，被誉为“中国摇滚乐里程碑式的作品”。
尽管受经济大环境影响，实体唱片销量未能达到预期峰值，但其口碑和影响力却达到了新的高度。
乐评人几乎一致将功劳归于郑钧的突破和“田浩彣天马行空却又精准无比的创作”。
红星生产社因此声名大噪，陈健添先生脸上的阴霾被这巨大的成功驱散了不少，对我的态度更是多了几分近乎迷信的信赖。
他甚至私下对我说：“浩彣，以后你写的歌，不用给我听小样了，直接录！我相信你的判断！”
而在“星海文化”这边，高军带领的小团队，正以一种近乎狂热的姿态，收获着初期布局的成果。
“星海·新声场”系列音乐会，经过两个多月的运营，已然成为京城小众音乐圈的一个标志性活动。
每周五的“橡树酒馆”一票难求，不仅吸引了大量乐迷，也引来了一些独立音乐制作人、唱片公司星探甚至音乐媒体的关注。
王斐凭借其空灵的嗓音和独特的舞台魅力，积累了一批忠实的拥趸，她那首曾被评价为“太飘”的《流光》，经过小幅修改后，竟然在京城音乐台的原创榜单上停留了数周。
“麦田守望者”乐队也因为其青春锐气和鲜明的英伦风格，被几家唱片公司盯上，开始接触谈判。
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并没有急于将王斐或“麦田守望者”高价转手，而是与我商议后，采取了一种更着眼于长远的策略。
“田总，”高军在办公室里，指着墙上那张简单的业务进展图，眼神发亮，“王斐的价值不在于一次性卖断。她的独特性决定了她的粉丝粘性会很高。我建议，我们以‘星海音乐’的名义，为她制作一张高品质的EP，包含三到四首最能代表她风格的作品，不追求大规模发行，只通过我们的现场、特定的唱片店和刚刚兴起的少量互联网论坛进行精准投放和销售，打造‘限量珍藏’的概念。同时，开始为她接洽一些品牌调性相符的小型商业演出和品牌合作，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她的个人品牌价值。”
我完全赞同他的想法。这正是我想要的精细化、长线运营模式。“就按高总说的办。预算方面，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需要我这边协调资源的，尽管开口。”
“另外，”高军压低声音，带着一丝得意，“根据您之前的提醒，我最近接触了一个小型的独立制作室，他们手里有一些九十年代初的经典老歌版权，因为工作室主理人急于移民，愿意以较低的价格打包转让。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虽然这些歌现在看起来有点‘过时’，但经典的价值是永恒的，未来或许有重新编曲、再度翻红的机会。”
“买下来。”我毫不犹豫。这正是危机中吸纳优质资产思路的完美体现。“价格你全权去谈，只要在我们预算内，尽量拿下。”
资金的流动也开始显现成效。《蓝莲花》的广告授权费已经到账，虽然金额不算巨大，但这是“星海”独立运营后的第一笔实质性收入，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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