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北京城的热浪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从四川老家回到京城已有一周，但身心似乎还停留在那片湿润宁静的稻田边，那个站在新屋露台静心自省的夜晚。
我坐在“星海文化”那间略显简陋的办公室里，空调发出单调的嗡鸣声，高军刚汇报完这几天工作的推进情况。
“小田总，你看这事……”高军合上文件夹，等待我的决断。
我没有立刻回答，走到窗前，望着窗外被热浪扭曲的街景，脑海中却浮现出三年前在台北小巨蛋的场景——聚光灯下，我抱着吉他弹唱《蓝莲花》，清澈的童声穿透体育馆的每一个角落。
那声音，已经回不去了。
“高总，”我转过身，声音比平时低沉了些，“王斐香港演出的事，你继续跟进。至于Jive那边……”我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摸了摸喉结，感受着那微微凸起的骨骼变化，“先以‘Aurora Music’的名义保持接触，表达我们对跨文化合作的兴趣。但具体的合作方案，给我一点时间。”
高军敏锐地察觉到我语气中的异样，但他没有多问，只是点了点头：“明白。我会把握好节奏。”
送走高军，我独自在办公室里坐了许久。拿起桌上的一支笔，清了清嗓子，试着哼唱《蓝莲花》的第一句。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声音在中途卡了一下，像是齿轮突然打滑。喉咙深处传来一种陌生的滞涩感。我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又试了一次。
这次更糟，高音部分完全上不去，声音变得粗糙而陌生，像砂纸摩擦过木头的表面。
变声期，终于还是来了。
当晚，我回到中戏招待所的房间，没有开灯，在黑暗中静静坐着。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清冷的光斑。
想起前世模糊的记忆里，自己也是在初二时经历变声期的。那时候没人指导，只能任由嗓子一天天变得沙哑、不稳定，甚至一度不敢在公共场合说话。等重新找回自己的声音时，已经错过了系统训练的最佳时机，嗓音条件只能算平平。
但这一世不同。
我闭上眼，意识沉入脑海深处。那里不仅储存着海量的音乐记忆，更有这些年通过阅读和学习积累的庞大知识库——生理学、解剖学、声乐理论……
前世，在2015年首次被定义为医学术语：心盲症，是一种无法在意识中形成视觉图像的认知障碍。核心症状表现为无法想象具体事物的视觉细节，如回忆面容时仅能捕捉发色等碎片信息。全球患病率约0.7%-2%。神经机制研究发现患者前额叶与视觉皮层连接异常，2025年研究证实其视觉皮层活动降低。该病症分为先天遗传型和后天获得型。虽不影响逻辑推理能力，但可能伴随焦虑抑郁情绪。医学界普遍认为其属于神经多样性范畴而非精神疾病。
而我，好像是一种反面案例。
我开始回忆、搜索与“变声期”、“嗓音训练”相关的资料。如同打开了一个立体的资料库，各种信息以动态的方式呈现在眼前：喉部的解剖结构图，声带在不同发声状态下的振动模式，变声期声带的生理变化数据，国内外顶尖声乐大师的训练方法……
我“看”到了帕瓦罗蒂的声乐老师威廉·韦伯的训练笔记摘要，“听”到了沈湘教授的教学录音片段，甚至还调取了一段未来某位世界级嗓音科学家关于“青少年嗓音科学训练”的讲座影像——尽管这些记忆碎片有些模糊，但核心理念却清晰可见。
变声期不是嗓音的退化，而是一次重塑。就像一件乐器更换了更粗的琴弦，音域变宽了，但需要重新调音、重新适应。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得当，不仅可以平稳度过，还能为未来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但如何引导？
我睁开眼，走到房间角落那面半身镜前。打开台灯，让光线刚好照亮自己的脖颈。
我试着发声，同时用手指轻轻触摸喉结，感受它的位置和振动。
“啊——啊——啊——”
声音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我仔细观察着镜子中自己喉部的细微变化，同时在内心中构建起一个动态的解剖模型——气流从肺部升起，经过气管，抵达喉部。两块声带在气流冲击下振动，频率决定音高，振幅决定音量。咽腔、口腔、鼻腔作为共鸣腔，将声音放大、塑形……
这是“音乐具象化”能力的一次奇妙延伸。过去，我只能“看到”音乐的结构和色彩；现在，我开始尝试“看到”自己身体内部的发声机制。
但这还不够。我需要专业的指导。
第二天一早，拨通了何老师的电话。
“三姐，是我，浩彣。”
“浩彣啊！回北京了？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搞得风生水起啊！”三姐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清脆热情。
“三姐，我想请你帮个忙。”直接切入主题，“我想找一位真正懂嗓音科学、懂青少年声乐训练的老师。不是单纯教唱歌的那种，是懂原理、懂训练方法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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