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院长邮件里那个清晰的日期——八月二十日，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彻底搅动了我接下来的时间。
它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将来”，而是悬在头顶、滴答作响的倒计时。
十九天，或者说，刨去路上和必要的准备，真正能用于打磨作品的时间，可能只有十五天左右。
紧迫感像夏日最后也是最猛烈的热浪，将我紧紧包裹。然而，生活并未因此暂停。
“星海网苑”的日常运转、北京那边不时传来的需要决策的事务，都像两股无法切断的绳索，依然牢牢系在我的手腕上。
我必须学会在三条轨道上同时奔跑：守住县城的“星火”，处理北京的“潮声”，以及，奔向那个名为“总政交流”的、突然亮起的灯塔。
第一条轨道，星火不熄。
白天的“星海网苑”依旧是那个喧嚣、闷热、充满生命力的世界。
父亲和张小军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日常运营压力。父亲像一尊沉默但越发警惕的门神，将可能的麻烦阻挡在门外。
张小军则在赵老师偶尔的电话指导和自己的摸索下，逐渐成了半个“技术员”，一些小故障已经能独立解决。他们两人形成了一种朴素的默契，维持着地下室的运转。
我减少了在营业大厅的停留时间，更多时候待在里间。
但我的“存在”本身，似乎就是一种信号。林薇依然会在下午出现，坐在她那个精心调整过角度的“专属座位”。
我们之间依然没有直接的交流，但某种奇特的“安全距离共识”似乎已经建立。
她不再刻意躲避我的目光，有时甚至会在我从里间出来处理事情时，抬头安静地看上一眼，那眼神平静了许多，少了惊惧，多了些若有所思。
有一次，她起身去接热水，路过里间门口时，脚步稍微放缓，目光快速扫过我摊在桌上、写满音符和标记的稿纸，眼中掠过一丝好奇，但很快便收回了视线。
这些细微的互动，像夏日微风，不着痕迹，却让我在紧绷的创作间隙，感到一丝奇异的熨帖。
我知道，对于她而言，我只是这个环境里一个特殊的、提供安全感的背景。这就够了。现在，我也没有更多心力去处理更复杂的情感。
我将更多时间投入到那条最紧迫的轨道——打磨《盛夏的雨》。
第二条（也是此刻最核心的）轨道，昼夜兼程。
我将里间那张旧桌子彻底变成了创作台。
左边摊开的是写满修改意见的笔记本和反复涂改的简谱草稿，右边是连接着笨重CRT显示器的电脑，屏幕上同时开着简陋的打谱软件、音频编辑器和用来记录灵感的记事本。
墙上，我贴了一张手绘的日历，从八月一日到二十日，每天都被我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了进度目标。
金院长指出的问题——副歌气息支撑不稳、桥段气声刻意——是主攻方向。
每天清晨，在网吧开门前，我会爬到楼顶天台（那里相对安静），进行至少半小时的气息和发声练习。
不再是漫无目的地练声，而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找到腰腹核心支撑长音的感觉，体会在极限处保持声音稳定和穿透力的方法；尝试用不同的情绪（愤怒、忧伤、诉说、渴望）去驱动气息，让声音自然地产生虚实、明暗的变化。我甚至找来一些戏曲和民歌的磁带（从图书馆借的或家里翻出来的），反复聆听其中那种独特的、充满韵味和叙述感的咬字与行腔，试图捕捉一丝可以化用的精髓。
下午和晚上，当网吧的喧嚣成为无法隔绝的背景音时，我便戴上耳机（虽然隔音效果有限），沉浸在自己的声音和旋律世界里。
一遍遍地弹唱、录音、回听、修改。副歌的爆发力，我尝试了不下十种处理方式：更强硬直接的、更内敛积蓄的、带着撕裂感的、圆融推出去的……
最终，我选择了一种介乎于“推”与“诉”之间的方式，在强有力的气息支撑下，让声音具有压迫感，但内核是一种急于表达、不容辩驳的“诉说”，这更符合我当时挡在林薇身前时的心境。
桥段的气声问题，我花了更多心思。刻意追求“气声”反而做作。
我回想起金院长用书法做的比喻，行笔的“缓急”与“留白”。
我将桥段想象成暴雨倾泻后，天地间残留的湿润凉意和恍惚的宁静。
声音不再追求力度或技巧，而是追求一种“松弛的诉说感”，仿佛在对自己，也对某个看不见的倾听者，喃喃低语。
我尝试将歌词的咬字放得更松，让气息更多地包裹着字音流出，甚至在句尾加入一点点自然的、因气息微弱而产生的颤音，模拟那种情绪起伏后的余波。
编曲方面，限于条件，我只能做到最简。
我用打谱软件尽可能规范地誊抄了修改后的主旋律、和弦标记以及简单的钢琴伴奏织体（主要是柱式和弦与分解琶音的结合，在桥段部分加入了更空灵的高音区单音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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