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川省，刘家沟，新历19年8月，正午。
日头白花花的一片。地里的苞谷秆子蔫成黄须须，叶子卷成筒筒，风一吹哗啦啦响。入夏以来没下过一场透雨。井里的水一桶一桶往下舀，桶沉到井底先撞上淤泥，水面缩成碗口大的一小片，晃一晃才能映出头顶的天。
二丫蹲在灶房门槛上，背靠门框，眼皮半耷着。她脖颈子细得像根麻秆，皮肤薄得能看见底下青色的血管。
刘四家的在灶台边站着，手伸进柜子里摸了半天，摸出半瓢麸子。开春磨面时筛下来的，粗得像锯末，平时喂鸡。鸡早就没了。上个月村里最后一只芦花鸡被刘四抱到镇上换了盐。
她把麸子倒进瓦盆里，又从灶台底下掏出个纸包，里面是灰白色的观音土，碾成粉末，掺在麸子里一起搅。搅着搅着，手指停了。她看着那团灰扑扑的面糊，看了很久。上个月村东头的刘老栓吃多了观音土，胀了几天肚子，走了。走的时候肚子鼓得像一面鼓。
她把瓦盆放下，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倒进去，继续搅。贴了两张饼子，灰褐色的，在铁锅上烙的时候不冒热气。麸子没有油，烙出来的饼是闷热的，掰开时里面是灰白色，像两块晒干的泥巴。
她掰了一块给二丫。二丫接过，咬了两口，嚼着嚼着就不动了。嘴张着，瞪着眼，伸着脖，咽不下。饼渣子卡在喉咙里，干得像沙，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她把饼子放在膝盖上，低着头，不说话。
刘四家的看着她，没有说话。她把围裙解下来，搭在灶台边，端起灶台上那只豁口的蓝边碗。碗里是清汤，煮过榆钱儿的，已经凉了，汤面上漂着一小片枯黄的榆钱叶。她端着碗，沿着墙根往东走。墙根底下有阴凉，薄得像纸。她一步一步走，半里地，碗里的清汤洒了一半，洒在土路上，溅起极细的尘土，然后被尘土吸干。
东头住着阿爷。阿爷是她男人的爹，刘四的父亲。老汉七十多了，一个人住在老屋里，老伴前年走的。他有儿子，在隔壁镇上打零工，几个月没回来了。
刘四家的推开门。阿爷正坐在床沿上，听见门响，抬起头。他的眼睛已经不太好了，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门口，但他认得她的脚步声。他摸索着从枕头底下掏出个油纸包，递过去。油纸包里是两块桃酥，不知放了多久，硬得像石头。油纸还是油纸，透着极淡的油香。
“给二丫。”他说。声音干涩，像枯树枝划过土墙。
刘四家的接过油纸包，手在抖，油纸包在掌心里发出极轻极细的脆响。阿爷扯住她的手。那只手枯得像一截老树根，皮肤直接裹在骨头上，指节凸出来，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土和烟油。那只手在抖。他把她的手指往自己掌心里攥了攥，攥紧，再攥紧。
“你是当娘的，”他说，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莫在半道上碎了。”
刘四家的没有回答。她低下头，额头抵在阿爷那只枯树般的手背上，极轻极轻地停了一下。然后她站起来，把油纸包揣进怀里，转身走了。
刘四蹲在自家门槛上。他是下午从镇上回来的，走了二十里路，脚上的解放鞋鞋底磨穿了，左脚大拇指露在外面，指甲缝里全是泥。他在镇上找活干，没找到。建筑工地不要五十多岁的人，码头扛包要年轻力壮的，他站在劳务市场门口和其他人挤在一起，挤了整整一个下午，没有人雇他。
他蹲在门槛上，黢黑的手指夹着一个空烟嘴。烟丝早就没了。他把烟嘴叼在嘴里，空嘬了两口，然后在门槛上磕了磕，招手叫儿子过去。
“等你娘回来，咱就熬那罐猪油渣子。”他说。
儿子蹲在他旁边，光着脚，脚趾在泥地上抠出一个小坑。猪油渣子是去年杀年猪时熬的，装在瓦罐里，封了蜡，埋在灶房地下。大半年了，没有人动过。那是刘四家最后的储备。
去年杀年猪的时候，二丫还胖嘟嘟的，围着灶台转，伸手去够灶台上晾着的猪油渣，被烫了手，哭了好大声。刘四把她抱起来，用舌头舔她手指上被烫红的那一小片皮肤，说：“不哭不哭，等明年杀猪，给你吃更多的油渣。”
明年到了。猪没有了。猪圈里长满了枯草。
“爹，”儿子说，“猪油渣子还能放多久？”
刘四没有回答。他把空烟嘴在门槛上磕了又磕，磕出了极细的土屑。然后抬起头，看着那条通往村口的土路。土路上没有人，只有日头晒得发白的路面和远处被热浪扭曲的空气。他在等刘四家的端着清汤碗从阿爷家回来。他知道那碗清汤一定洒了一半。他知道她一定会把油纸包里的桃酥掰开。
儿子蹲在旁边，咽了口唾沫。唾沫是苦的，带着麸子饼的渣。灶膛里的火，红一下，黑一下。
傍晚。天边的日头红得像一枚贴在西山上的剪纸。刘四家的回来了。她从怀里掏出油纸包，放在灶台上，打开。两块桃酥，硬得像石头。她把其中一块掰成两半，二丫一半，儿子一半。另一块没有掰，留在油纸里，放在灶台最里面。那是给刘四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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