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礼仪监察”无所不在。太和四年（230年）春节朝会，他发现陈群笏板角度歪了三度，当场示意纠正。散朝后陈群抱怨：“董公，笏板又不是日晷！”董昭从袖中掏出微型尺子：“礼者，天地之序也——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后来这话成了他名言，虽然同僚们私下改成了“董公之尺，量天量地量出屁”。
但正是这种强迫症，让曹魏在乱世中维持了惊人的仪式感。景初元年（237年），辽东公孙渊献“祥瑞白雉”。董昭负责验收，他盯着那只染白的普通山鸡看了半晌，突然说：“此禽左脚第四趾有茧，显是常年栖于木笼——野雉怎会如此？”当场拆穿骗局。公孙渊使者吓得磕头，他反倒安慰：“不过染工尚可，这白色三月不褪——回去告诉你主，下回要造假，细节得做足。”把外交场合变成打假教学现场。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的临终安排。景初三年（239年），七十六岁的董昭病危时，曹芳亲临探视。老人已说不出话，却挣扎着用手指在床单上比划。侍从看不懂，还是他孙子董胄明白，取来冠冕给祖父端正戴好。董昭这才闭眼——到死都要保持衣冠整齐。下葬时按遗嘱，陪葬品只有三样：那把他用来测量一切的铜尺，卷写满批注的《周礼》，还有只修补过十七次的官帽。送葬的蒋济叹气：“董公这一生，活像个行走的礼仪标本。”
7、历史评价的“面子”与“里子”
董昭死后，他的历史评价陷入了诡异的分裂。《三国志》把他列为“程董刘蒋刘传”次席，陈寿评语耐人寻味：“董昭才策谋略，世之奇士——然动以毁誉为己任，可不谓智乎？”前半句夸才能，后半句暗讽他太在乎名声。裴松之注得更直白：“昭之劝进，实为谄媚，然时势所迫，亦不得已耳。”把锅甩给了时代。
唐代倒是给了他意外尊荣。太宗命魏征编《群书治要》，收录了董昭的《论治国三要》：“一曰正名分，二曰定礼仪，三曰惜民力。”把他拔高成制度设计大师。宋代司马光就不客气了，《资治通鉴》里把他劝进九锡那段写得活灵活现，最后批注：“昭所谓‘识时务者’，然君子耻之。”直接贴了张道德黑标签。
民间传说更把他妖魔化。元代杂剧《禅台记》里，董昭被丑化成白脸奸臣，台词尽是“主公，咱们把戏做足些”。明清茶馆说书，一提到“劝进专业户”，听众就知道要讲董昭。有趣的是，他的家乡瘿陶（今河北宁晋）反而以他为荣，明清时还修过“董司徒祠”——虽然祠堂匾额题的是“识时达变”，总透着股心虚。
现代史学家给他翻了次案。吕思勉在《三国史话》里说：“董昭之类人物，实为乱世必要之恶。没有他们缝补破碎的礼仪，政权更迭只会更血腥。”易中天更风趣：“董昭就像政治装修队包工头——房子是别人盖的，但他能让毛坯房看起来像宫殿。你说他虚伪？可住进去的人确实舒服多了。”
今天重读董昭，最该琢磨的或许不是他“墙头草”的道德瑕疵，而是政治操作中“形式”与“实质”的辩证关系。这个把一生献给“面子工程”的老臣，用他精密的礼仪设计，客观上减少了政权交替的流血；他用那些看似虚伪的仪式，为赤裸的权力披上了文明的外衣。就像他晚年常念叨的那句话：“人笑我重虚礼，却不知虚礼能止实祸——这世道，总要有些人去操心‘表面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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