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黄锦的那声凄厉的“陛下驾崩了”，裕王扑在榻前，放声大哭。徐阶、高拱等老臣伏地恸哭。张居正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
我跪在那里，看着榻上那个再也不会睁眼的老人，脑子一片空白。
虽说，我去年还在期待您早日归天；甚至在西苑夜宴时，心里都盼着这场君臣关系早点结束。
可是当他真的走了，我这心里，五味杂陈。
恨过他的冷酷无情，骂过他修道误国，但也感激他的知遇之恩，佩服他某些时候的清醒决断。
这个让我又恨又敬的老板，这个把我从七品监察御史一路提拔到正三品副都宪的帝王，这个在生命最后时刻还惦记着“擦亮镜子”的复杂老人……
就这么，走了。不知什么时候，我亦是满脸泪痕。
大明嘉靖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帝崩于西苑，年六十。庙号世宗。
接下来的日子，像一场混乱的梦。
国丧、哭临、仪典……一切按祖制进行。裕王在灵前即位，改元隆庆。
徐阶、高拱、张居正和我，被指定为顾命大臣——虽然正式的诏书里，我的名字排在最后。
海瑞出诏狱那天，我去送他。
他瘦了很多，但背脊依旧挺直。看见我，他拱手一揖：“李大人。”
“海主事，”我回礼，“陛下临终前，特旨赦免你。如今新君即位，正是用人之时。”
海瑞沉默片刻，问：“陛下……走时可安详？”
“很安详。”我说，“他说，你是真心为国之人。”
海瑞眼圈红了。这位硬骨头的海笔架，对着西苑方向，郑重地三叩首。
然后他起身，对我说：“李大人，新朝当有新气象。下官这就回户部履职。有些账，该清一清了。”
我看着他大步离去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大明，或许真的还有希望。
腊月初八，紫禁城文华殿东暖阁。
国丧期的肃穆还未完全散去，但新朝的第一缕气息已经在这间暖阁里悄然流动。
隆庆帝——朱载坖，如今穿着合身的龙袍，端坐在御案之后。
他面色尚带着守孝期间的清减，但眼神已不再是裕王府时期那种谨慎的闪烁，而是一种温和的坦然。
徐阶、高拱、张居正与我，四人分坐两侧。这是我第一次以顾命大臣的身份，正式面见新君。
“诸卿。”隆庆帝开口了，声音平稳，没有嘉靖那种刻意营造的威严感，“朕骤登大位，于军国机务，经验尚浅。”
他顿了顿，目光缓缓扫过我们四人，那目光里没有试探，反而有种罕见的坦诚：“父皇晚年静修，朕在宫外，于朝局实有隔膜。今日社稷之重，托于诸卿肩上，朕心实赖。”
暖阁里安静了一瞬。徐阶微微垂首，高拱的背脊似乎挺直了些，张居正目光低垂看不出情绪。我心里却是一动。
这话说得……太不一样了。
没有“朕年少德薄”那种刻意的谦卑，也没有新君常有的“锐意振作”的急切。他坦然承认自己的“隔膜”，直言对臣子的“依赖”（朕心实赖）。
这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基于自知之明的、近乎坦荡的信任。
“望诸位先生，”隆庆帝继续道，语气越发恳切，“念先帝托付之重，将来不吝直言，尽心辅弼。凡有建言，但于国事有利，朕必虚怀以听。”
“臣等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报陛下！”徐阶代表我们起身，郑重行礼。我们随后起身同拜。
隆庆帝虚扶了一下：“坐，都坐。今日不议具体章奏，只与诸卿说说话。徐先生，内阁近日运转可还顺畅？高先生，兵部那边，北边的最新塘报怎么说？”
议事的气氛，就在他温和的询问中展开。他听得认真，偶尔发问，却从不打断，更无嘉靖那种随时可能爆发的、带着猜忌的诘难。
一个时辰下来，暖阁里竟有几分书院先生与学生论道般的平和。
退出暖阁时，殿外的寒风让我精神一振。徐阶与我并肩走了几步，这位老首辅忽然极轻地叹了口气，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新君……仁厚啊。”
我点头，心中却波涛翻涌。
先帝嘉靖是驭臣如驭鹰，时刻紧绷，让你猜不透下一刻是喂食还是折翼；而刚刚那位隆庆皇帝……却像一位准备将家业托付给几位得力大掌柜的东家。
他似乎更关心这份家业整体是否安稳顺遂，而非每个掌柜拨算盘的手指姿势是否完全符合他心意。
我忽然想起穿越前职场里流传的“神仙老板”标准：充分授权、不抠细节、信任专业、情绪稳定。
若按这个标准……嘶，难道我李清风，在给大明王朝打了十几年“阴晴不定的天才老板”高级副本后，终于要迎来一个“宽厚放权的佛系老板”了？
这突如其来的前景，让我在寒冬里，竟感到一丝不真实的暖意。
周延终究没撑到年后。嘉靖驾崩后第七天，这位老御史在值房里咳着咳着，忽然就倒下了，再没醒来。临终前他抓着我的手，只说了两个字：“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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