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上的那一夜,像一幅沉重的画面,深深烙在唐龙和李静的心头。那位谢波教练在黑暗中的哽咽与独白,让他们对“星火计划”的使命有了更血肉相连的理解。他们在一个中部地区的地级市下了车,没有停留,而是立刻转乘长途汽车,前往一个随机选择的普通县城——他们的目标,是真正深入到中国足球的“毛细血管”末端。
第一站:某中部农业县县城
这个县城看起来宁静而缓慢,主干道两旁是略显陈旧的楼房。通过手机地图和简单问询,他们发现,偌大一个县城,标注出的足球培训机构仅有两家,而篮球培训机构则有五六家之多。
他们以给孩子考察兴趣班的名义,走访了其中一家名为“启航足球”的培训机构。负责人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前体育老师,姓王,在县城一所中学的操场上租用场地进行训练。
“没办法,县城就这条件。”王教练苦笑着指着那片尘土飞扬、草皮斑秃的土操场,“真正的足球场?只有县一中和体委那边有,一般不对外。我们只能用学校的,还得错开学生上课和放学时间。”
谈到生源,王教练直摇头:“现在孩子一年比一年少,都往市里、省城跑。留下的,家长要么指望孩子读书出头,要么就送去打篮球了。”
“为什么篮球更受欢迎?”李静(李悦)好奇地问。
“场地啊!”王教练一针见血,“篮球场多便宜?哪个小区、哪个单位院子不能划拉一个?足球场呢?占地方大,维护成本高。家长觉得篮球场地近便,孩子下楼就能玩,安全。足球得专门跑到学校或体育场,家长不放心,也嫌麻烦。”他叹了口气,“我这‘启航’开了三年,学员最多时也就三十来个,现在稳定在二十个左右,刚够维持成本。收费?一节课也就四五十块钱,再贵就没人来了。”
另一家足球培训机构情况类似,甚至更惨淡一些。而他们探访的一家篮球培训机构则显得热闹许多,室内场馆虽然简陋但功能齐全,学员明显更多,收费也略高于足球。
县城的现实清晰地摆在面前: 由于人口流失、场地资源极度匮乏以及篮球项目的场地便利性优势,足球培训在县城层面生存艰难,市场规模小,缺乏规模效应,教练收入微薄,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第二站:县城下属的一个乡镇
带着县城了解到的情况,唐龙和李静又乘坐乡村巴士,颠簸了近一个小时,来到了一个典型的乡镇。这里的情况更为原始和严峻。
经过多方打听,他们才找到所谓的“足球培训”——其实是镇中心小学一位姓张的体育老师,利用周末上午,在学校的水泥操场上组织的“足球兴趣小组”。没有正规的球门,用砖头摆了两个小门,十几个年龄不等的孩子在尘土中奔跑、追逐着一个破旧的皮球。
张老师是个憨厚的中年人,皮肤黝黑。听说他们是“从城里来考察的家长”(唐龙和李静依旧沿用此身份),很是热情,但也直言不讳:
“啥机构不机构的,就是我带着喜欢踢球的孩子玩玩。不收钱,纯粹是兴趣。”张老师擦着汗说,“乡镇里,现在都是爷爷奶奶带孙子孙女的多。他们图啥?图省心!巴不得周末有老师开补习班,语数外那种,把孩子往那一送,就跟上学一样,他们好下地干活,或者去打牌、聊天。”
他指着场上奔跑的孩子:“你看,我这兴趣班,最多也就两个小时,孩子体力跟不上,场地也不行。爷爷奶奶觉得这不‘正经’,不能‘关’孩子一天,还不如下地帮忙干活呢。所以,真正能来的,都是家里稍微管得松点、或者自己特别爱踢的。”
“场地倒是不要钱,学校操场周末空着也是空着。”张老师无奈地笑了笑,“但想靠这个挣钱?门都没有。能坚持下来,全靠这点爱好和对孩子的不忍心。看着有的孩子有点灵性,不练练可惜了。”
乡镇的足球生态,更加赤裸地展现了足球普及面临的深层社会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模式、祖辈的育儿观念、体育在功利化教育环境中的边缘地位。在这里,足球连“培训”都算不上,只是一种基于教师个人热情的“兴趣小组”,在强大的现实压力下艰难维系。
暗访的收获与沉重
结束了对县乡两级的走访,唐龙和李静的心情比在绿皮火车上更加沉重。数据是冰冷的:县城培训机构数量稀少、生存艰难;乡镇几乎不存在商业化培训,全靠教师奉献。但现实又是鲜活的:无论是县城王教练的坚守,还是乡镇张老师的不忍,都让人动容。
“星火计划”在面对大城市相对规范的培训市场时,或许可以聚焦于评级、提升、整合。但面对广袤的县乡,首要任务恐怕是“生存”和“启蒙”。如何为县城的培训机构提供场地支持或补贴?如何设计适合乡镇的、低成本、易推广的足球普及活动?如何改变基层家长,尤其是隔代抚养者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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