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和奥拉夫对视一眼，快速爬下塔楼。埃罗带来的消息让人不安——芬兰人很少直接来营地，都是通过矿区转达。直接来，意味着事情紧急，或者秘密。
营地中央，马蒂的帐篷前，站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普通的旅行服装，深色外套，背着个帆布包，风尘仆仆。看见马蒂，他上前一步，用芬兰语低声说：“马蒂长老？查尔斯先生让我来的。有东西给你。”
他取下帆布包，从里面拿出一个用油布包裹的长条物件，约一米长。马蒂接过，入手沉重。解开油布，里面是一支步枪——但不是老式的前装枪，是后装弹仓式，枪身深棕色，枪机崭新，泛着冷硬的金属光泽。
“毛瑟1871型，”来人说，“德国造，11毫米口径，射程800米，弹仓装弹五发。查尔斯先生弄到了十二支，让我送六支过来，还有六百发子弹。他说，矿区需要能守住。”
马蒂抚摸着枪身。冰凉的金属，精细的加工，和他熟悉的猎枪完全不同。这是战争武器，是杀人工具，不是打猎工具。他抬头看来人：“查尔斯先生还说什么？”
“说情况不好。圣彼得堡在施压，议会通过了效忠法案，港口监控更严了。俄国人可能会在边境制造事端，为干预找借口。让你们小心，特别要保护好炸药库——如果炸药库被炸，俄国人可以说矿区管理混乱，威胁边境安全，然后派兵‘保护’。”来人压低声音，“还有，三天前，彼得主任在监狱里死了。说是‘突发疾病’，但没人信。查尔斯先生让你们记住这个名字：彼得。他是为芬兰死的。”
马蒂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彼得主任，那个在赫尔辛基港帮过他们的芬兰海关官员，死了。在俄国人的监狱里，“突发疾病”死了。这不是意外，是警告，是展示力量——反抗者的下场。
“谢谢。”马蒂将枪重新包好，“也告诉查尔斯先生，萨米人会守住矿区。只要我们在，矿就在。”
来人点头，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还有件事。俄国人在边境哨所增兵了，至少一个排，三十人。带队的是个新来的中尉，叫尼古拉，听说在波兰镇压过起义，手段狠。你们要特别小心这个人。”
他留下本子，里面是哨所的兵力、装备、日常活动的粗略情报。然后匆匆离开，骑上来时的马，消失在苔原方向。
马蒂和奥拉夫回到帐篷。六支毛瑟步枪摊在驯鹿皮上，还有六盒子弹，每盒一百发。油布包裹的枪油味混合着帐篷里常年不散的烟熏味，形成一种奇异而危险的气息。
“六支枪，六百发子弹。”奥拉夫拿起一支，熟练地检查枪机，拉栓，空枪击发，咔嚓声清脆，“好枪，比俄国人的伯丹不差。但六支太少了，对面至少有三十人。”
“六支够了。”马蒂说，声音里有种超越年龄的冷静，“我们不和他们对射，不正面打。我们在暗，他们在明；我们熟地形，他们不熟。六支枪，六个最好的射手，藏在关键位置，等他们来。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全歼，是打疼，是让他们知道，来要付代价。代价够高，他们就会犹豫，就会等更多兵力，或者找别的借口。而时间，对我们有利。”
奥拉夫看着马蒂，这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脸上还带着萨米青年特有的圆润轮廓，但眼神已经像老猎人般锐利而沉稳。阿伊诺长老没选错人，他想。这个年轻人，懂什么时候战斗，也懂怎么战斗。
“射手选谁？”奥拉夫问。
“你一个，我一个。安德斯枪法好，算一个。老猎人尼尔斯，虽然六十二了，但三百米内打驯鹿眼睛没问题。还有两个年轻人，埃罗和拉西，都是好猎手，眼神稳，手不抖。”马蒂快速说，“六个人，六支枪。其他人用猎枪和左轮，守内圈，防有人摸进来。”
“炸药库呢？”
“我亲自守。”马蒂说，“那里是重点，他们会先攻那里。奥拉夫，你带人在营地外围，防他们分兵偷袭营地。记住，如果真打起来，让女人孩子往南边的沼泽撤，那里地形复杂，俄国人不熟，不敢深追。”
计划简单，但实用。奥拉夫点头，开始分配武器和任务。六支毛瑟步枪分给六人，每人领一百发子弹，剩下的作为储备。猎枪和左轮分给其他守卫，每人弹药用皮袋装好，系在腰间。女人们被悄悄告知准备应急包裹——食物、毛皮、火种，一旦有事，立刻往沼泽撤。
一切在安静中准备。没有大声喧哗，没有慌张奔走，就像萨米人准备一次普通的冬季迁徙，有条不紊，但带着一种沉重的肃穆。孩子们被叫回帐篷，老人们开始检查驯鹿的缰绳。几个年轻女人在磨猎刀，刀锋在磨石上摩擦，发出均匀的沙沙声，像某种不祥的预言。
傍晚七点，太阳还挂在西边地平线上方，但光线已变得柔和金黄。苔原上起了薄雾，从湖泊和沼泽升起，像大地的呼吸，缓慢弥漫。能见度开始下降，这是危险的时候，也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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