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撑着一把浅绿色的伞，伞面很小，遮不住多少雨。她怀里抱着个保温桶，低着头匆匆往外走，没看见我。走到路边时，她脚下一滑，保温桶掉在地上，盖子摔开了，汤汁洒了一地。
她蹲下去捡，伞歪到一边，雨淋湿了她的头发和肩膀。
我走过去，把伞撑到她头顶。
如萍抬头，眼睛红肿，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她看见我，愣了愣，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摔着没？”我问。
她摇头，手忙脚乱地收拾地上的碎片。汤汁在雨水里晕开，油花漂着，很快就被冲散了。
我帮她捡起几块大的碎片。她的手在抖，手指被划破了，渗出血珠，混在雨水里，淡得几乎看不见。
“他……”如萍终于开口，声音哑得厉害，“他今天一直看着窗外，不说话。护工喂他喝汤，他喝了两口就吐了。”
我没接话。
“姐。”如萍抓住我的手腕，她的手很冰，“你恨他，恨我们，我懂。可现在他这样了，妈也在牢里，书桓家不要我了……你满意了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很多东西：恐惧、怨恨、绝望，还有一点点残留的、天真的不理解。
“如萍，”我说，“你问我满不满意，不如问问你自己——如果今天坐在轮椅上的不是他，而是我；如果今天在牢里的不是王雪琴，而是傅文佩；如果被退婚的不是你，而是我——你会怎么做？”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你会哭，会难过，”我替她说，“但你会去法院做担保人吗？你会每天炖汤送去医院吗？你会为了我去求何家吗？”
雨水顺着伞骨流下来，在我们之间形成一道水帘。
如萍松开了手。她慢慢站起来，保温桶的碎片还攥在手里。
“我恨你。”她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我恨你比我聪明，比我有本事，恨你把一切都毁了。”
“那就恨吧。”我说，“恨至少比自欺欺人强。”
我转身要走，她忽然在身后说：“梦萍下周末回来。”
“我知道。”
“她说她要考医学院。”如萍的声音里有一丝古怪的笑意，“她说以后要当医生，治好所有因为愚蠢而生病的傻子。”
我回头看她。她站在雨里，浅绿色的伞歪在肩头，脸上有种近乎麻木的平静。
“姐，”她说，“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吗？”
“会吧。”我说，“上海就这么大。”
我回到车上。顾慎之正在看一份稿子，见我上来，合上文件夹。
“见到如萍了？”
“嗯。”
车重新启动。雨刷器又开始工作，左右，左右，规律得让人昏昏欲睡。
“依萍。”顾慎之叫了我一声。
我转过头看他。
“你之前说，人要求个心安。”他看着我，“我现在告诉你，心安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的。你做了该做的事，这就够了。”
车停在印刷厂门口。顾慎之先下车，撑开伞，然后绕过来替我开车门。
伞很大，足够遮住两个人。我们并肩走进印刷厂，机器的轰鸣声立刻淹没了雨声。
厂长老陈迎上来，手里拿着校样：“陆小姐，顾先生，这期样刊出来了，您看看。”
我接过那份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杂志。封面是方瑜设计的，一个女子的剪影，站在窗前，窗外是黎明前最深沉的黑暗，但天边已经有一线微光。
翻开内页，我的专栏在第三页。标题是《财产权：女性独立的第一个台阶》。
“印吧。”我说。
机器轰隆隆地运转起来。纸张在流水线上飞驰，油墨滚过，字迹显现，一页，又一页。
顾慎之站在我身边，我们谁都没说话，就看着那些崭新的杂志一沓沓堆起来，越堆越高。
从印刷厂出来时，雨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阳光斜斜地照下来，把湿漉漉的街道染成金色。
顾慎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这个给你。”
我打开，是一支黑色的钢笔，沉甸甸的。
“笔帽能旋开。”他说，“里面有个小机关，必要的时候能拍照。笔身是实心的，握紧了，能当个防身的物件。”
我把钢笔握在手里。金属的凉意透过皮肤，但很快就被体温捂暖了。
“下周我要去南京。”他说，“一两个月。”
“有危险吗？”
“没有。”他笑了笑，“就是些学术会议，还有……见几个人。”
我把钢笔别在衣襟上：“什么时候走？”
“下周二。”
“我送你。”
“依萍，”他看着我，“你忙你的，不用送。”
我们站在印刷厂门口，阳光越来越亮，地上的积水反射着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远处有电车驶过的声音，叮叮当当的，像是这座城市的脉搏。
“顾慎之。”我说。
“嗯？”
“谢谢。”
他侧过头看我，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微微弯起：“谢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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