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以梁山泊主、天星承命之名发布的《讨童贯等奸佞檄》，如同一道惊雷，在死水微澜的大宋朝野炸响。
檄文以古雅又极具煽动力的骈文体写成，开篇便言：“盖闻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随即笔锋直指核心，痛陈童贯、高俅、蔡京等“阉竖幸臣，权奸巨蠹”十大罪状：一曰蒙蔽圣听，隔绝忠良；二曰卖官鬻爵，败坏朝纲；三曰横征暴敛，荼毒生灵；四曰纵容亲族，欺压乡里；五曰克扣军饷，致使边备废弛；六曰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七曰迫害异己，制造冤狱；八曰勾结邪魔，祸乱天下（此条直指断魂坡及月隐之夜等事，虽未明言朝廷参与，但暗示其纵容或默许）；九曰丧权辱国，对辽夏卑躬屈膝（借西军常年戍边却得不到足够支持说事）；十曰嫉贤妒能，致使忠臣良将含冤（暗指林冲、杨志等旧事）。
十大罪状，条条有据（或捕风捉影，或夸大其词，但皆能引发共鸣），字字泣血。随后，檄文阐明梁山“本为避祸求生，聚义水泊，所求者不过苟全性命于乱世”，然而“奸佞不除，屡相逼迫，邪魔环伺，残害无辜”，致使梁山“退无可退，忍无可忍”。故而“仰承天意，俯顺民心，不得已而高举义旗，非为犯上作乱，实为‘清君侧，靖国难，救黎民于水火’！”
最后，檄文发出震耳欲聋的号召：“凡我大宋热血男儿，岂忍见社稷倾颓，神器蒙尘？凡我天下受苦百姓，岂甘受盘剥压榨，永无宁日？梁山泊宋江，不才，愿效古之豪杰，聚天下义士，诛此国贼，还我朗朗乾坤！四方豪杰，若怀忠义，可速来投；各州百姓，若不堪命，可举义旗！今日我梁山首倡，但求公道，不问前程！虽千万人，吾往矣！”
檄文末尾，加盖了宋江的私印和一方新刻的、纹路奇异似蕴含星辉的“替天行道星火印”。
这篇檄文，经由戴宗的情报网络和梁山有意散播，迅速通过各种渠道——行商、说书人、江湖客、甚至某些对朝廷不满的下层官吏——传遍山东、河北，继而扩散至京畿、江南、乃至川陕。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远超朝廷邸报。
效果是爆炸性的。
对于饱受贪官污吏、苛捐杂税之苦的底层百姓，檄文言辞恳切，句句说中心中块垒。梁山“替天行道”的名声本就有所流传，断魂坡惨案等事经过梁山自己的宣传和邪魔流言的“反衬”，反而让许多百姓觉得梁山是“被迫反抗”、“为民请命”。檄文中“清君侧，靖国难，救黎民”的口号，更是给了他们一个看似“正统”的造反理由，极大地削弱了朝廷“剿匪”的天然正义性。许多地方，开始出现偷偷议论梁山、甚至暗中供奉宋江长生牌位的现象。
对于士林清流和部分对蔡京、童贯集团不满的中下层官员，檄文虽出自“贼寇”之手，但其揭露的权奸罪状，许多是他们敢怒不敢言的。檄文文采斐然，理据皆有所指（即便夸大），引得不少文人私下传抄、议论，虽然表面上大多斥之为“狂悖”，但内心如何想，却难说得很。
对于江湖绿林、地方豪强，檄文则展现了梁山的胆魄与野心。“清君侧”或许虚妄，但“聚天下义士”、“不问前程”的号召，却充满了诱惑。尤其是在朝廷十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梁山敢发此檄，要么是疯了，要么是真有所恃。不少原本观望的绿林势力、地方叛乱武装，开始重新评估梁山的分量，甚至有些小股人马，真的开始向梁山方向靠拢，或派使者联络。
当然，朝廷的反应更为激烈。
东京汴梁，延福宫。
“反了！反了！宋江这该千刀万剐的逆贼！竟敢如此污蔑朕的肱骨之臣！竟敢妄言‘清君侧’！此乃十恶不赦！诛九族亦不足惜！”宋徽宗赵佶将一份抄录的檄文狠狠摔在地上，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他素来风流自赏，喜好书画奇石，何曾受过如此赤裸裸的指责与挑战？尤其檄文将他宠信的臣子骂作国贼，无异于打他的脸。
童贯、高俅、蔡京等人跪在殿下，也是咬牙切齿，心中将宋江恨到了骨子里。檄文所列罪状，虽多夸张，却也戳中了不少痛处，更将他们与“邪魔”隐隐挂钩，这是他们最忌讳的。
“陛下息怒！”童贯叩首道，“宋江贼子，不过是穷途末路，妄图以狂言扰乱视听，垂死挣扎罢了！老臣已调集十万天兵，不日即可踏平梁山，将此獠擒来，千刀万剐，以正国法，以儆效尤！”
“陛下，”蔡京也道，“此檄文流毒甚广，若不迅速剿灭梁山，恐各地刁民效仿，生出大乱。当严令各州府，收缴檄文，缉拿传播者，并即刻发兵！”
“准！准！”赵佶连声道，“种师道的大军到了何处？为何还不动手？朕要宋江的人头，越快越好！”
“陛下放心，种老经略用兵持重，必在调集粮草，稳扎稳打。梁山贼寇不过疥癣之疾，天兵一到，必灰飞烟灭！”高俅连忙保证，心中却对西军的行动效率有些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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