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十一年的冬天，京州城下了十年来的第一场雪。
雪花落在新落成的国民大会堂的穹顶上时，新任国家执委会主席李石头正在签署一道命令。
钢笔划过纸面的声音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像刀锋切过丝绸。
“——核准死刑，立即执行。”
这是今天第七份死刑核准令。
犯人叫赵德海，原江南某市财政局长，贪污赈灾款三十万华元，导致三个村庄的防洪堤延误修筑，去年夏天洪水冲垮堤坝，淹死村民四十七人。
赵德海在法庭上曾声泪俱下：“我是老革命啊！当年在襄阳，我给石主席送过粮！能不能……能不能看在这个份上……”
李石头当时在旁听席上，只说了三个字：“不能。”
此刻，秘书拿着核准令，手有些抖：“主席……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二十三个了。外面有人说您……太狠。”
李石头抬起头。
这个当年襄阳城外差点饿死的佃农，如今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但那双眼睛依然锐利得像鹰。
“狠？”他问，“那四十七个被淹死的百姓，临死前会觉得我狠吗？”
秘书语塞。
李石头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南京城的雪景尽收眼底。
十年前，这里是南明小朝廷的纸醉金迷之地；现在，学堂、医院、工厂的烟囱林立，但暗处的蛀虫从未停止啃噬这座新生的共和国。
“你知道我这十年，批了多少死刑吗？”他背对着秘书，声音很轻。
“两千一百三十七人。”秘书低声回答，“都是贪官、恶霸、违法资本家。”
“那你知道，这些人害死了多少百姓吗？”
秘书答不上来。
“我也不知道。”李石头转过身，“但我知道——每批准一个死刑，就有至少一百个百姓能多活一天，能多吃一顿饱饭，能多一分相信：这世道，真的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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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后，苏州。
震泽缫丝厂的大门外，三千女工静坐示威已经第三天。
她们举着简陋的标语：“我们要八小时工作制！”
“拒绝十二小时劳作！”
厂主周世昌站在办公楼顶，用铁皮喇叭喊话：“都回去上工！再闹，全开除！”
一个年轻女工站起来，她的脸被蒸汽熏得发红，但眼睛亮得吓人：“周老板！共和国劳动法规定了，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八小时！您让我们干十二小时，违法！”
“法？”周世昌冷笑，“在这厂里，我就是法！”
话音未落，远处传来整齐的脚步声。
蓝衣军来了。
不是来镇压女工的，是来执行公务的。
带队军官向女工代表敬礼：“同志，我们奉国家执委会命令，来保障你们的合法权利。”
然后他转向周世昌：“周先生，你被逮捕了。罪名：严重违反劳动法、非法拘禁、威胁职工生命安全。”
周世昌脸色煞白：“你们……你们敢！我认识李主席！当年……”
“当年你给革命捐过款。”军官平静地接话，“所以给你一个机会——主动接受审判，可以从宽。”
“从宽？”周世昌嘶吼，“我周家三代经营，这厂子养活了上万人！你们这是卸磨杀驴！”
军官不再废话，一挥手，士兵上前。
那天下午，苏州十三家违法工厂被同时查封。
厂主六人被捕，七人连夜逃往上海租界——但共和国外交部已经照会各国：任何包庇我国罪犯的行为，均视为敌对。
消息传出，江南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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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京州国民大会堂。
李石头正在做年度工作报告，台下坐着各省代表。
讲到“吏治整顿”部分时，一个白发老者——江南大儒孔子的后人孔穆——突然站起来。
“李主席！”他的声音颤抖，“老朽有一问，不吐不快！”
全场目光聚焦。
“请问。”李石头放下讲稿。
“您上任十年，杀了二千多官员，关了十万士绅工商。”钱穆直视着他，“自古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您如此铁腕，就不怕……史书留下千秋骂名吗？”
会堂死寂。
李石头沉默片刻，然后缓缓走下主席台，走到孔穆面前。
两人相距不过三尺，一个穿着朴素的蓝色中山装，一个穿着前朝长衫。
“孔先生，”李石头开口，声音不大，却让每个人都听得清，“您说的史书……是谁写的史书？”
孔穆一愣：“自然是……史官所书。”
“哪个史官？”李石头追问，“是跪在皇帝脚下，记录‘某日某地祥瑞现’的史官？还是坐在书房里，写着‘某某大儒风骨凛然’的史官？”
他转身，面向全场：“我们共和国，也有史官。但他们记录的不是皇帝起居，不是士绅风雅。他们记录的是——”
他指向会堂侧门。
门开了，几个普通人走进来：一个手上长满老茧的老农，一个脸上有烫伤疤痕的女工，一个背着药箱的赤脚医生，一个衣衫褴褛却挺直腰杆的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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