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胜门内大街那家挂了三十年“官准施粥”木牌的粥厂，在腊月廿九的清晨弥漫着小米与新柴混杂的焦香。当驼背的老管事赵三揭开那口八尺口径的大铁锅锅盖时，蒸腾的热气瞬间吞没了半条街，也模糊了粥厂外墙上那张刚刚张贴的、墨迹尚新的告示——那是连夜从皇城送出的“遗诏”抄本，浆糊还没干透，在寒气里凝成晶莹的冰碴。
“都听好了——”赵三用豁了口的铜勺敲了敲锅沿，声音在冬日清冽的空气里传得很远，“今儿这粥，按老规矩，一人一勺，不许多领。可有一桩……”他顿了顿，指向墙上那张告示，“陛下昨夜驾崩了。遗诏里说——‘民间婚嫁祭祀，一切如常，不得为朕一人之死，误万民之生。’所以……”他又敲了敲锅，“领了粥，该干啥干啥去，别聚在这儿哭哭啼啼的，误了生计。”
排队领粥的人群安静了片刻。最前排是个裹着破棉袄的老农，手里捧着个豁了边的粗陶碗，碗沿还用麻绳绑着防止碎裂。他仰头看着那张告示，看了很久，忽然问：“赵管事，这上头写的……是真的？陛下真说……不让咱们为他守丧？”
“白纸黑字，司礼监的大印盖着呢。”赵三舀起一勺稠粥，倒进老农的碗里，“快走快走，别挡着后头的人。”
老农却没动。他捧着那碗滚烫的粥，碗沿烫得手指发红也不觉得，只是喃喃道：“可……可陛下这些年，给咱们减了赋，修了堤，办了银号让咱们少受钱庄的盘剥……他走了，咱们连哭一声……都不行？”
这话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池塘。队伍里起了骚动。有人低声附和：“是啊，俺家那十亩地，前年闹蝗灾，要不是朝廷免了赋，还借了粮种，早就卖儿卖女了。”“还有廉政公署——俺堂兄被县衙的胥吏诬告，关了半年，就是廉政公署查清了案子，把人放出来的。”
赵三握着铜勺的手顿了顿。他想起三年前，这粥厂的账目被廉政公署查过——查了三天，最后只说了一句“账目清楚，继续施粥”，连顿便饭都没吃就走了。这在以前……那些来“巡查”的官差，哪个不是吃饱拿足才肯走？
“要哭……”老管事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回家哭去。别在这儿……耽误正事。”
可人群没有散。领了粥的，端着碗蹲在街边，一边吸溜着滚烫的粥，一边望着皇城的方向。没领到的，也伸长脖子看着那张告示。晨光渐渐亮了，照亮了告示上那些工整的楷书，也照亮了百姓脸上复杂的表情——有茫然，有不舍，有感激，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去了某种依靠的恐慌。
其其格骑着马从街口经过时，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幕。小丫头勒住马缰，看着那些蹲在街边默默喝粥的百姓，看着他们碗里升腾的热气，看着他们望向皇城的、沉默的目光。她翻身下马，走到粥厂墙边，仔细看那张告示。
告示是连夜抄写的，字迹有些匆忙，但内容一字不差——正是她昨夜在乾清宫亲耳听到、程允执亲手记下的那份遗诏。当看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那行字时，她的眼眶又红了。
“姑娘。”一个声音在旁边响起。
其其格转过头，看见那个捧着豁边陶碗的老农。老人大概六十多岁，脸上沟壑纵横，手指关节粗大变形，是常年劳作留下的痕迹。
“这上头写的……”老农指着告示，“真是陛下说的话？”
“是真的。”其其格用力点头，“昨夜……我亲耳听见的。”
老农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忽然放下粥碗——碗底在冻土上磕出清脆的声响——转身走了。不是回家，是往街对面的杂货铺走去。
其其格不解地看着。只见老农在杂货铺里买了三支线香，一叠黄纸，又讨了个火折子。然后他回到粥厂墙边，就在告示下方，蹲下身，用冻得发僵的手，费力地点燃了香。香插在雪地里，青烟在晨风中袅袅升起。他又点燃黄纸，纸灰在风里打着旋，像黑色的蝴蝶。
“陛下……”老农跪在雪地里，对着皇城的方向，重重磕了三个头，“您对俺们好……俺们记着。您不让哭……俺就不哭。可这三炷香……您得收着。”
他说话的声音很轻，但粥厂前所有人都听见了。寂静像水波一样扩散开来。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越来越多的人放下粥碗，走向杂货铺，买香，买纸，回到墙边点燃。没人组织，没人吆喝，只是默默地做着同样的事。很快，粥厂墙下就插满了线香，像一片突然生长出来的、细密的白色丛林。纸灰在风中飞舞，落在积雪上，落在百姓肩上，落在那些还未收拾的粥碗里。
赵三握着铜勺，站在粥锅旁，看着这一切。这个当了三十年粥厂管事、见过无数灾民惨状的老吏，此刻嘴唇颤抖，最终放下铜勺，也走向杂货铺。
“赵管事……”铺主看着他，“您也要……”
“给我也来三支。”赵三的声音沙哑，“不……来九支。我给陛下……给我爹娘……也一起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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