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东南沿海的战争阴云与朝堂风暴，并未因季节更替而有所缓和，反而在持续的对抗与消耗中，酝酿出更加复杂诡异的变局。洪武朝的“秩序铁拳”与永乐朝的“技术巨锤”，在各自的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却也引发了始料未及的反弹与暗流。而那双悬于因果之上的意志，则在锚点们日益显着的“异质化”与外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开始尝试一种更加大胆、也更加危险的“交互实验”。
一、洪武逆流：反弹、谣言与观测所的困境
于谦掀起的政治地震，余波远未平息。那位致仕高官的倒台，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层层扩散，清洗了东南官场的一大批蠹虫，但也彻底惊醒了盘踞在更深处的利益集团。
明面上的反抗被皇帝的铁腕和太子的决心压制，但暗地里的反扑，却以更加隐秘、也更加恶毒的方式展开。
首先，是舆论的反攻。朝野间开始悄然流传关于于谦的种种“谣言”与“非议”。有人说他“酷吏”，罗织罪名，屈打成招；有人说他“邀功”，为了政绩不择手段，牵连无辜；更有人将矛头指向太子朱标，暗示“特遣司”权力过大，已成“国中之国”，恐有“魏阉之祸”（影射前朝宦官专权）。这些流言真伪难辨，却如同毒雾，悄然侵蚀着于谦和太子来之不易的声望与政治基础。
其次，是经济与实务层面的软抵抗。东南部分地区的清丈田亩、市舶税收等新政推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阳奉阴违”。地方胥吏推诿塞责，豪强暗中串联抵制，一些原本支持朝廷的商贾也因恐惧被牵连而变得态度暧昧。海防建设所需的物料采购、工匠征调，也频频出现“意外”延误或“质量”问题。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让吴祯在前线的军事行动和于谦在后方的新政巩固，都感到了切实的阻力。
压力最大的，莫过于沈敬所在的海事观测所。观测所因其“秘密”、“研究夷器”的性质，本就备受猜忌。于谦一案后，朝中某些势力（可能是被触及利益者的盟友，或是单纯反对“奇技淫巧”的保守派）开始将观测所与“特遣司”隐隐挂钩，指责观测所“耗费国帑”、“研究邪术”、“其心叵测”。甚至有人将早年夷俘暴毙的旧案翻出，暗示观测所内部“不干净”，可能藏有“通夷”的内奸。
一道道要求核查观测所经费、裁减其人员、甚至暂停其“非必要”研究（指对夷船火器的深入解析）的奏疏，开始出现在通政司。虽然朱元璋和朱标暂时压下了这些声音，但观测所的处境已变得异常尴尬和危险。它不再是那个超然物外的研究机构，而是被卷入了残酷的政治斗争漩涡。
沈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他必须顶住外界的质疑和非议，继续推进观测所的研究，尤其是对南方番商动态和潜在技术流散的追踪分析（这是“奇点”隐约引导的方向）；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小心翼翼地与“特遣司”的案子划清界限，避免观测所被彻底贴上“于谦党羽”的标签而遭到清洗。
他变得更加沉默，更加专注于具体的技术和数据工作，试图用实实在在的“成果”来证明观测所的价值。同时，他开始有意识地整理观测所历年来的所有研究成果、数据记录、乃至日常运行文档，分门别类，备份保存，仿佛在为自己和观测所可能的“最坏情况”做准备。
然而，沈敬没有察觉到的是，自己在应对外部压力、处理复杂局面时，思考方式正在发生极其细微的变化。那种因“奇点”能量“污染”而渗入的、一丝关于 “直接有效手段” 的冰冷念头，开始在他面对朝堂非议和内部人事困扰时，偶尔闪现。比如，当有同僚建议他主动上书自辩或寻求某位重臣庇护时，他内心深处会莫名涌起一种对这些“迂回”手段的不耐与轻视，甚至产生一种“若能掌握足够的力量（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技术的），便可无视这些聒噪”的模糊冲动。
这种变化极其微弱，沈敬自身都难以察觉，更不用说外人。但它确实存在，并且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决策倾向和行事风格。他变得更加内敛而强硬，在处理观测所内部可能存在的、与外部有牵连的隐患时，手段也越发直接而不留情面。他在“奇点”网络中的“存在感”，正从单纯的“认知分析者”，向着混杂了一丝 “潜在执行者” 特质的复杂节点演变。
与此同时，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于谦，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反噬压力。他深知自己已成为众矢之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用放大镜审视。他更加谨言慎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东南吏治的后续整顿和新政的巩固中，试图用更多的“政绩”来夯实自己的地位和太子的权威。但他内心那丝因“污染”而生的、对“彻底净化”的偏执渴望，也让他在处理某些“顽疾”时，态度更加决绝，甚至略显急切，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与地方势力的对立，也让他失去了部分中间派官员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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