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沈敬最后道，“无论成败，皆由观测所与下官一力承担。于大人只需在必要时，提供一些……‘方便’即可。”
于谦看着沈敬眼中那混合着决绝、狡黠与一丝疯狂的光芒，心中感慨万千。此人绝非寻常官僚，其胆识与手段，甚至有些……超出常轨。但或许，正是这种“超出常轨”，才是打破当前僵局所必需的。
良久，于谦缓缓点头：“此事凶险异常，需从长计议，务求万全。人选、路线、接头方式、应变之策，必须再三推演。本官可暗中调拨部分可靠人手与资源，协助你进行外围策应与情报核实。但有一条，”他目光陡然锐利，“绝不可泄露任何与朝廷、与太子、与陛下相关之信息！ 所有行动，皆以‘私商’或‘海客’名义进行。若事败，或引发不可控之后果，你我当有自绝以谢朝廷之觉悟！”
“下官明白！”沈敬郑重应诺。
一场基于共同目标（探查“南方阴影”）、超越官僚体系常规、也充满了巨大风险的 “秘密同盟” ，在观测所的密室里，在两个理念曾有过分歧的“孤臣”之间，悄然缔结。沈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分担秘密、共担风险的“同道者”，尽管这条道路的前方，可能是万丈深渊。而于谦，则在不违背其忠诚与原则的前提下，选择了一种更加灵活、也更加危险的方式，去践行他廓清外患内忧的理想。
二、永乐困局：清洗与挣扎
相较于沈敬与于谦在暗处缔结的危险同盟，永乐朝因“数据劫掠”事件而引发的动荡，则以更加公开和激烈的方式，演变成一场席卷朝堂与精器坊的 “信任危机” 与 “清洗风暴”。
皇帝朱棣的“三日通牒”，如同高悬的利剑。张岳回到精器坊后，不得不暂时放下他痴迷的技术演算，投入到这场他极不擅长、也极其厌恶的内部“清洗”与“自证清白”工作中。
他采用的方法，依旧是他那套冰冷的逻辑：首先，调取精器坊自“突击炮艇”项目启动以来所有的人员出入记录、物料领取清单、文书流转档案，进行交叉比对和异常模式分析。其次，对所有接触过项目核心数据、或与遇袭军官有过直接接触的工匠、吏员、守卫，进行隔离询问，询问内容细密到令人发指，并要求提供每一段时间的行动证明与人证。
张岳亲自参与询问，他的问题精准、冷漠、不带有任何情感色彩，却往往能抓住对方言辞中的微小矛盾或逻辑漏洞。这种基于绝对理性和庞大信息库的“审讯”，效率高得吓人，却也冷酷得让被询问者不寒而栗。短短两天内，数名在记录上有模糊之处、或证词存在矛盾的底层工匠和吏员被揪出，暂时关押。精器坊内气氛压抑到了极点，人人自危。
然而，这种“技术化清洗”并未找到直接指向外部勾结的确凿证据，更未能触及可能隐藏更深的内鬼。它更像是一场基于数据异常的内部整肃，虽然揪出了一些可能存在的管理疏漏和违规行为，但对于破解袭击案本身，帮助有限。
第三天，当张岳将一份厚厚的、充满数据和逻辑推演的 “精器坊内部核查报告” 呈送到御前时，朱棣看着那冰冷枯燥的文字和图表，心中的怒火与失望交织。报告证明了精器坊内部流程在“理论上”的严密，也指出了一些“可能的”管理漏洞，但对于“谁是内鬼”、“数据如何泄露”这两个核心问题，答案依然是：“参数不足，无法确定”。
“这就是你给朕的交代？”朱棣将报告摔在御案上，声音冷得能冻裂金石，“死了朕的军官，丢了朕的机密，你就给朕看这些‘可能’、‘或许’、‘参数不足’？张岳，你是不是觉得，满朝文武，都是傻子？！”
张岳跪在下方，身体微不可察地僵了一下。皇帝的怒火和质疑，是他“生存优化程序”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他试图用更复杂的逻辑去解释：“陛下，袭击事件乃精心策划，非内部松散可致。臣之核查，已排除大部分低级泄密可能。若确有内奸，其必潜伏极深，且拥有高超之反侦察能力。欲揪出此等人物，需更长时间、更多……”
“够了！”朱棣粗暴地打断他，“朕没时间听你这些废话！东厂和锦衣卫的初步查勘已有结果，袭击者使用的兵器和撤退路线，显示其绝非寻常匪类，极可能与军中败类或某些与海外有染的势力有关！而你精器坊，上下人员复杂，与外界联络频繁，正是最大的嫌疑所在！”
皇帝的话，几乎是将“内奸”的帽子，半扣在了精器坊头上。虽然他没有直接定张岳的罪，但这已经是最严厉的警告和最深的怀疑。
张岳感到自己那套赖以生存的“理性逻辑”世界，正在皇帝的“非理性”震怒和外界汹涌的怀疑浪潮中，一点点崩塌。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严密的数据分析和逻辑推演，无法换取信任？为什么“参数不足”不能成为暂时搁置的理由？为什么所有人都要用一种充满情绪和偏见的方式来看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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