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瓷构想的“神经科学早期干预与转化创新中心”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沈氏集团内部激起了不小的波澜，但也迅速在他的强力推动下，从蓝图走向实质性的筹备阶段。他亲自挂帅，抽调了集团内医疗投资、战略发展、法务等部门的精干力量，组成了专项工作组，高效地运转起来。
与此同时，凌景宿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深水区。单细胞测序技术的引入，如同给了他一副能观察细胞“个体行为”的高倍显微镜，之前基于群体平均值的模型确实掩盖了关键的异质性信息。他和团队开始着手构建更能反映生物学复杂性的新模型，并着手设计实验，去验证那些在亚群水平上才显现出来的、更为精细的调控规律。
这需要处理海量数据，也需要更尖端的生物信息学分析能力。凌景宿虽然带领团队不断学习跟进，但也意识到，有些前沿技术和方法，需要更专业的合作者。
一天晚上，凌景宿在餐桌上难得地主动提起了工作上的事，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困扰：“新的数据分析方法，进展比预想慢。”
沈瓷给他夹菜的手顿了顿，抬眼看他：“遇到具体困难了？”
“嗯。”凌景宿点头，“有些算法和计算资源的要求，超出了我们团队现有的能力边界。可能需要引入外部的生物信息学专家，或者与拥有更强算力的机构合作。”
他说得平静，但沈瓷听出了其中隐含的需求。他的沈太太，从不轻易言难，一旦开口，必然是遇到了真正需要帮助的关卡。
“知道了。”沈瓷应下，没有多问细节，“我来想办法。”
他没有立刻大张旗鼓地对外招聘或寻求合作，而是先让王秘书整理了一份全球范围内，在神经科学大数据分析和复杂建模领域最顶尖的实验室和专家名单。
几天后，沈瓷带着这份名单和初步的接触方案，来到了凌景宿的办公室。他没有直接将方案丢给凌景宿，而是将名单递给他。
“看看这些人，哪些的研究方向和技术专长，最契合你目前的需求？”沈瓷问道。
凌景宿有些意外，接过名单，仔细地浏览起来。他的目光在几个名字和其代表的研究方向上停留了较长时间，并用笔做了标记。
“这几个，”他将名单递还给沈瓷，指着标记处，“他们的工作，方法和我们想解决的问题关联度最高。”
沈瓷看了一眼，记在心里。名单上包括了美国、英国和瑞士的三个顶尖团队负责人。
“好。”沈瓷收起名单，“我会让工作组优先接触这几个团队，探讨合作的可能性。方式可以灵活，短期访问学者、联合培养博士后、甚至是设立海外联合实验室，都可以谈。”
他的思路清晰而开放，完全从解决凌景宿的实际科研需求出发，而非简单的商业合作或人才引进。
凌景宿看着他，清澈的眼眸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沈瓷总是这样，在他需要的时候，用最有效的方式，为他扫清障碍，铺设道路。
“谢谢。”他轻声道。
沈瓷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语气带着宠溺：“跟我还说这些。”
接下来的几周，沈瓷的工作组高效运转起来。凭借沈氏集团的财力和沈瓷本人的影响力，与名单上那几个顶尖团队的接触进展顺利。对方在了解了凌景宿团队的研究进展和面临的挑战后，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最终，经过多轮磋商，初步确定了与麻省理工学院一个顶尖计算神经生物学团队的合作意向，对方将派遣一名资深科学家和两名博士后，以访问学者的形式加入凌景宿的团队，进行为期至少一年的深度合作，专注于新模型的开发与优化。
与此同时，“创新中心”的筹备也取得了关键进展。沈瓷成功说服了运城两家顶尖的神经科医院和一家在体外诊断领域技术领先的生物科技公司，作为创始成员加入。一个初步的、集基础研究、临床资源与产业转化为一体的雏形，已然显现。
为了推动这个平台更快落地，沈瓷决定以凌景宿实验室最新的发现为核心，设立第一个“种子项目”——开发基于核心调控模块的早期风险筛查原型检测方法。
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凌景宿。
“将基础发现转化为实际可用的工具，是验证其价值的重要一步，也能为后续更深入的研究提供更直接的反馈和资源。”沈瓷解释道，“你觉得呢？”
凌景宿思考了片刻。他向来专注于机制本身，对转化应用涉猎不多，但他认同沈瓷的逻辑。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类福祉。如果他的发现能够帮助更早地识别风险，那无疑是具有巨大价值的。
“可以尝试。”他点了点头，“但需要确保科学性，不能为了应用而简化或扭曲生物学事实。”
“这是前提。”沈瓷语气笃定，“所有转化工作，必须在你们团队的严格科学监督下进行。”
就在“种子项目”启动会议的前一天，沈瓷收到了一份来自欧洲的意外邀请。邀请方是拥有百年历史、在全球生物医药领域举足轻重的“维克多基金会”，他们希望就“神经科学早期干预”这一主题，与沈氏集团进行战略层面的对话，并特意提及了对凌景宿博士研究成果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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