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a期临床试验计划公布后，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巨石，涟漪迅速扩散。学术界的目光聚焦于方案的严谨与创新，产业界则屏息关注着这项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能否在人体上复制奇迹。而沈瓷和凌景宿，则从战略规划阶段，踏入了更为琐碎、也更为关键的临床执行初期。
首要任务是筛选并确定首批临床试验中心。这不是简单的招标，而是对合作机构科研能力、伦理审查水平、患者资源以及GCP执行力的全方位考核。凌景宿带领的科学团队与沈氏医学事务部、合作的研究型CRO专家一起，组成了联合评估小组，对全球范围内数十家意向中心进行细致的文件审核和现场访视。
评估标准异常严苛。除了硬件设施和既往经验，团队格外看重研究中心对新型生物标志物的标准化检测能力，以及对高精度神经电生理数据的采集分析水平。许多传统优势中心在这两项新要求前败下阵来。
“我们必须确保数据质量，宁缺毋滥。”凌景宿在评估总结会上强调，“哪怕初期只确定两到三家顶尖中心，也好过为了速度而妥协，导致数据混杂无法分析。”
最终，经过数轮激烈讨论和权衡，三家中心脱颖而出：一家位于美国东海岸，拥有全球顶尖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生物标志物研究中心；一家在欧洲，以严格的临床试验管理和先进的神经影像分析闻名；第三家则在中国，是凌景宿母校附属医院的国家级神经疾病临床研究中心，优势在于丰富的患者资源和与国际接轨的快速执行能力。
这个组合兼顾了国际水准与中国落地，也体现了沈瓷和凌景宿立足本土、面向全球的战略。
就在临床试验中心紧锣密鼓地进行启动前培训、伦理材料提交等准备工作时，患者预筛选和入组工作也悄然启动。针对aMCI患者的招募广告通过严格控制的渠道发布，强调研究的探索性和潜在风险，确保知情同意的充分性。
然而，入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潜在的竞争和干扰，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显现。
欧洲那家入选中心的首席研究员私下联系了凌景宿，语气有些困惑和担忧：“凌博士，我们中心最近接到好几通‘咨询’电话，来自不同背景的‘患者家属’，问题非常专业和深入，不仅涉及试验流程，还特别关注‘微能量调谐’装置的具体技术参数、植入位置精确度、以及能量脉冲的详细波形特征。这不太像普通患者家属会问的问题。”
几乎同时，中国中心的PI也反映了类似情况，甚至有一名自称患者的人试图绕过正常筛选流程，直接联系研究协调员，声称有“特殊渠道”可以加速入组，并暗示可以提供“额外配合”。
“有人在刺探技术细节，甚至可能试图派人混入试验组。”王秘书将情况汇总后向沈瓷汇报，面色凝重，“目标很明确，要么窃取核心参数，要么试图在试验中制造事端、干扰数据或引发安全问题。”
沈瓷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如刀。商业竞争延伸到了最不该被玷污的临床研究领域，这是他的底线。
“通知所有研究中心，启动预设的‘纯净入组’协议。”沈瓷声音冰冷，“所有潜在受试者及联系人，进行背景二次核查，尤其是近期与特定竞争对手或机构有无关联。所有涉及技术细节的沟通，必须严格限定在已签署保密协议的正式研究团队成员范围内。加强对研究中心内部人员的保密教育。另外，”他顿了顿，“查清楚这些‘咨询’的来源，我要知道是谁的手伸得这么长。”
安保和情报网络再次高速运转起来。初步溯源显示，那些可疑的咨询电话和接触尝试，大多经过层层伪装和跳转，最终指向几个与大型跨国医疗科技集团或激进投资基金关联的“信息咨询”公司。这些集团或基金，或多或少都在神经调控或阿尔茨海默病领域有所布局。
“是常规的商业情报收集，还是有针对性的破坏，目前还难以判断。”王秘书分析，“但警惕性必须提到最高。尤其是植入手术和后续数据采集的关键环节。”
凌景宿得知这些情况后，沉默了很久。他感到一种深切的厌恶，对科学圣地可能被商业肮脏手段污染的厌恶。
“临床试验的数据，必须是绝对干净的。”他对沈瓷说，语气罕见地带着一丝怒意，“任何企图污染它的人，都是在犯罪。”
“放心。”沈瓷握住他的手，力道很稳，“他们伸进来一只手，我就砍掉一只。绝不会让任何脏东西，碰到你的研究和那些信任我们的患者。”
除了外部干扰，入组本身也遇到了科学上的挑战。严格的入组标准使得符合条件的“理想患者”数量比预想中更少，招募进度慢于预期。一些候选患者因对新型植入式装置心存顾虑而犹豫。
负责临床试验运营的团队有些焦急，担心延误整体时间表。但凌景宿态度坚决：“标准绝不能降低。招募慢一点没关系，我们要的是能给出明确答案的受试者群体，而不是模糊的数据。加强对患者和家属的教育沟通，用科学和诚意打消他们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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