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放心，绝不会再有意外。”秦时恭敬答道。
……
天明时分，李渊的玉辇也“修”好了。玉辇金贵，自然不可能如骑马那般狂奔，因此，回到长安时，已经是一日夜之后了。
当夜，李渊便分别召见了朝中大臣，询问他们对“太子谋反”这件事的看法。
李元吉的回复是：“臣认为大兄只是受到了杨文干的蒙蔽，他已经是太子了，没有任何理由做谋反的事情。
天策府势大，行事一贯咄咄逼人，就说那个秦时，除了秦王谁还能使唤的动他？
大兄是初衷，只是为了加强地方武备，免得庆州百姓遭受突厥劫掠。同时，也积蓄一些实力，以图自保罢了。”
裴寂当然不可能和李渊站在不同阵线，“太子蓄兵甲，自然是有想要对付的人。但是臣认为，他想要对付的人是秦王，而不是陛下您。
但他这次被秦王趁机抓住了把柄不放，秦王的目的是想要染指东宫之位。
这是丑事啊！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大张旗鼓的来处理呢？岂不是让皇室的威严不存吗？”
封德彝、杨恭仁等人也表示太子没有理由会谋反，这件事应该是一个误会。
李渊得到这些人表态后，心里也有了底气。
先是让人暗中通知被关起来的王珪、韦挺等人。暗示他们如果将事情都扛下来，将太子摘出去，就能活命。哪怕是被流放，过几年太子即位后，也会将他们重新召回重用。
然后又让封德彝秘密联络那些清流派系的官员或者大儒，宣扬“太子仁孝，断不会做谋逆之事”、废立储君动摇国本”、“秦王功高难制，恐致朝局失衡”等言论。
次日，李渊召开临时朝会。
秦时敏锐地发现，这次朝会竟然几乎都是品级较高的文官，且绝大多数都是皇党、太子党和那些死讲传统的清流老古板。
（临时朝会让什么人参加，全靠皇帝通知，通知到了，才有资格参加。）
李渊这是演都不演了！
看样子，今日想定李建成的罪，不太容易啊！
议政一开始，李渊就沉声道，“杨文干谋逆，朕已经派秦王前去镇压。但他乃是太子东宫的旧人，因此太子也有嫌疑。
诸位皆是我大唐重臣，对此有什么看法？”
话音未落，裴寂就抢先出言道，“陛下太子久居东宫，仁孝持重，怎会行谋逆之事？且太子已经是太子，根本没有谋逆的必要啊！
臣不信太子会行悖逆之事，还请陛下明察，还我大唐储君一个清白。”
“裴仆射此言谬矣！”秦时跨步出列，声震殿宇，“太子有无谋逆之心，非凭仁孝虚名论断，当循实证！
第一，杨文干起兵作乱是事实！但他不过区区一州之地，与朝廷做对没有丝毫胜算。那他又是哪里来的野心和胆量做这种事情？
一定是他背后有位高权重者给了他勇气与信心！
此人系东宫旧部，久受太子恩惠。在任职庆州期间，与东宫之间的书信往来也极为频繁。
因此，他背后之人，太子的嫌疑最大！
第二，在杨文干起兵之前，太子命尔朱焕、桥公山私运盔甲四百具与杨文干。这也是事实，且太子本人也已承认。
此举本身就是违背律法，有谋逆之嫌！
并且，若这些兵甲真如太子所言，是为了加强地方武备，防御突厥所用。那尔朱焕、桥公山又为何要以‘谋逆’的罪名告发太子？为何杨文干在听闻运送兵甲一事泄露后，就立刻起兵谋反了？
正常来说，杨文干作为庆州都督兼刺史，有保境安民之责。他的辖区被突厥袭扰，甲兵不足，他应该向朝廷上奏，请兵部调拨。
为何要私下向太子求助，此疑点一也。
既向太子求助，但太子私调兵甲于庆州，这是太子之错，与他关系并不大；而且这批兵甲还没有运到庆州，更没有入庆州武库，即便事发，他最多就是被罚俸斥责而已。
这点小事，居然就让他起兵谋反了，这是说不通的，此疑点二也。
宇文颖衔命赴庆州安抚，本是奉旨行事，却一入庆州便与杨文干密谋，转身就促其起兵。
他一个朝廷使臣，无利可图为何甘冒诛族风险？若非东宫许以重诺，或是太子暗中授意，此事断无可能！此疑点三也。
王珪、韦挺身为太子左膀右臂，二人朝夕伴太子左右。此次东宫调运兵甲于庆州，所有的流程就是经二人之手完成。
若无太子明示默许，他们能有这个胆子？此疑点四也！
这些事实罪证与疑点摆在眼前，太子与杨文干勾结的可能极高。还请陛下暂缓定案，待秦王执杨文干、宇文颖归来，一切自会水落石出。”
秦时避开“仁孝”、“嫡长”等道德虚词，死死抓住已发生且无人能否认的事实（杨文干反、铠甲已运、使者叛变）进行逻辑推导。
构建了一个 “若要证明太子无辜，必须合理解释以下四个矛盾” 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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