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大同的煤矿调度中心，王建军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眉头紧锁。井下的煤层越来越薄，开采成本比三年前涨了40%，而新能源的替代速度却在加快，煤炭价格一路走低。他桌上放着两份文件：一份是煤矿关闭的预案，另一份是李家盛团队送来的“煤电+储能”转型方案。
“李司长说的那个‘储热电站’，真能行？”王建军问身边的总工程师。
总工程师推了推眼镜：“原理上可行，就是把煤燃烧产生的热量储存在熔盐里，需要发电时再用热量驱动汽轮机。这样既能调峰，又能提高效率，就是改造要花不少钱。”
王建军拿起转型方案，上面详细算了一笔账：改造投资8亿元，政府补贴30%，银行提供低息贷款，改造后年发电量可增加15%，度电成本下降0.03元。更重要的是，原来的火电工人经过培训，就能操作新设备，不用下岗。
“去北京一趟，见见李司长。”王建军把方案放进抽屉，“要是真能行，这步棋得早点走。”
这正是李家盛希望看到的。针对不同类型的传统能源企业，他的团队制定了“分类转型”方案：对于煤炭企业，重点发展煤电与新能源的调峰互补；对于油气企业，引导他们布局氢能产业链；对于电网企业，则推动建设智能输电和储能系统。
在大庆油田，转型的尝试已经开始。油田的伴生气以前大多烧掉，现在通过提纯变成了工业用氢，再用槽车运到加氢站，每公斤氢气的成本比电解水制氢低2元。“我们算了算，整个油田的伴生气利用起来，一年能产1.2万吨氢，够一万辆氢能重卡跑一年。”油田负责人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李家盛。
更让人惊喜的是陕西某煤化工企业。他们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与光伏制氢结合，合成了甲醇，实现了“负碳”生产。“这不仅解决了环保问题，生产的甲醇还能当船用燃料，比传统产品溢价20%。”企业老板在交流会上说，台下坐着的几十家传统能源企业代表听得聚精会神。
当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顺利转身。内蒙古某小煤矿老板找到李家盛，说自己没钱没技术，转型就是死路一条。李家盛带他去参观了附近的“光伏+生态修复”项目：“你们煤矿关闭后，土地可以租给光伏企业，工人去电站上班，照样有收入，还能把荒山坡变成‘阳光银行’。”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传统能源企业开始行动。山西焦煤集团投资建设了光伏支架厂，用煤矿的钢材废料做原料；神华集团成立了新能源服务公司，专门为风电光伏项目提供运维服务；就连最保守的几家火电企业，也开始试点“风火打捆”外送项目。
“李司长，以前总觉得你们是来抢饭碗的，现在才明白，是给我们指了条新路子。”在一次行业论坛上，王建军握着李家盛的手说，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李家盛知道，这种转变来之不易，它不仅需要政策引导，更需要企业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希望。
六月的一个清晨，李家盛刚到办公室，就被张博士堵在了门口。老教授手里拿着一份外文期刊，脸色凝重得像要下雨：“家盛，你看这个，美国能源部宣布，他们研发出了转换效率31%的钙钛矿光伏电池，而且成本只有传统硅基电池的一半。”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在研发团队里炸开了锅。钙钛矿电池一直被视为下一代光伏技术的希望，但稳定性问题始终无法解决。美国这次公布的数据显示，他们的产品在经过1000小时老化测试后，效率衰减不到5%，这意味着已经达到了商用标准。
“如果他们实现量产，我们现有的光伏产业将面临毁灭性打击。”张博士的声音带着焦虑，“我们实验室的钙钛矿电池效率刚到28%，稳定性还差得远。”
更让人忧心的是，美国同时宣布，这项技术将严格限制对中国转让，相关设备和材料也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这是冲着我们来的。”李家盛看着新闻里美国能源部长的讲话，对方毫不掩饰地说：“要确保美国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
消息传到企业界，立刻引发了恐慌。几家正在扩产的光伏企业紧急叫停项目，打电话来询问政策的老板络绎不绝。“李司长，我们要不要也上钙钛矿项目？”“万一技术路线变了，现在的投资不就打水漂了？”
传统能源企业的观望情绪也重新抬头。王建军在电话里犹豫地说：“要不我们的转型再等等？万一新技术出来，现在的方案又落后了。”
李家盛知道，这是最关键的时刻。技术迭代是新能源产业的常态，但恐慌和盲从只会自乱阵脚。他立刻召集核心团队开会，黑板上很快画满了技术路线图。
“首先，钙钛矿电池要实现大规模量产，至少需要3-5年时间，我们还有窗口期。”张博士分析道，“其次，他们的专利布局虽然密集，但我们在某些关键材料上有自主知识产权，可以交叉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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