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正道典》的墨香尚未完全散去，覆盖帝国州县的官学体系蓝图已然绘就。然而，将纸面上的宏大构想变为扎根于帝国疆域的现实，是一场比任何军事征伐或工程建设都更为复杂和艰巨的战役。这不仅是校舍的兴建与师资的派遣，更是一场关乎帝国未来人才根基、触及无数人切身利益的深刻社会变革。陆沉深知，教育改革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新政能否延续，海军能否有后续军官，格物院能否有新生力量，乃至整个帝国的统治能否在下一代人手中得以巩固。因此，他亲自坐镇新成立的“大夏教育总署”，以近乎苛刻的标准和雷厉风行的手段，推动着这场静悄悄的革命。
教育总署成立后的第一道政令，便是将帝国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学政区”，每区由一位总署直辖的“提学使”负责，其下各州、府、县分别设立“学正”、“教谕”、“训导”等官职，形成垂直管理体系，直接对总署负责，绕开了地方官府可能存在的掣肘。这套独立的学政系统，如同帝国的神经末梢，第一次如此深入地触及到县一级的行政单元，是皇权下乡的显着标志。
随之而来的，是庞大的资源调动。户部拨付的专项款项、工部派出的营造工匠、皇商协会筹措的木材石料，如同血液般流向各地。在无数个州县，原本供奉着文曲星的破旧学宫旁，开始兴建起规格统一、更加宽敞明亮的“大夏官学”校舍。校舍门前悬挂的不再是某个大儒题写的匾额，而是由萧云凰亲笔御书的“明德格物”四字，象征着官方认可的权威。
然而，阻力无处不在。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原有的地方私塾、书院体系以及依附其上的旧式文人集团。
在江南文风鼎盛的吴州，德高望重的老翰林周文渊联合本地数十家颇具名望的书院山长和私塾先生，联名上书州府，痛心疾首地抨击官学：“……朝廷此举，乃弃数千年教化之传统，行秦之苛政也！以一家之言，蔽天下耳目，使学子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圣贤；只知格物之末技，不明心性之根本！长此以往，士林风骨尽丧，国将不国！”他们拒绝将自家书院改为官学，也禁止门下弟子进入官学就读，试图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对抗。
在北方一些较为贫困的州县，阻力则更为直接。一些地方豪强与旧学先生勾结，散布谣言，称“官学乃是征发童男童女之用”、“所学皆是奇技淫巧，科举无用”，煽动不明真相的乡民阻挠官学校舍的修建，甚至发生了殴打工部小吏的事件。
面对这些抵抗，陆沉的态度坚决而冷酷。他通过教育总署和“影子”的情报网络，迅速掌握了各地抵抗势力的核心人物和证据。
对于周文渊这样的文坛领袖，他采取了“分化瓦解，重点打击”的策略。他授意吴州提学使，一方面暗中接触那些并非周氏核心、且家境相对贫寒的年轻塾师，以优厚的官学师资待遇（稳定俸禄、晋升通道）进行拉拢；另一方面，则搜集周家子弟不法行为的证据（如侵占田产、包揽讼词），突然发难，一举罢黜了周家数名在地方为官的子弟。同时，由云凰学院几位年轻讲师组成的“辩论团”亲赴吴州，与周文渊等人进行公开论战，就“学问是否应为国所用”、“格物是否违背圣贤之道”等议题展开激辩。这些年轻讲师思维敏捷，熟悉新政，引经据典又不乏新意，在辩论中并未落了下风，反而吸引了不少年轻士子的好奇与认同。在内部分化与外部舆论的压力下，周文渊集团的抵抗逐渐瓦解。
对于那些煽动暴力、阻挠工程的豪强，陆沉则毫不留情。他请萧云凰下旨，授权各地提学使在必要时可请求驻军协助。几起性质恶劣的暴力抗法事件被迅速镇压，为首者被严惩，家产充公用于官学建设。铁血手段之下，基层的阻力被强行碾碎。
校舍易建，师资难求。要满足全国数千所官学的师资需求，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陆沉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方式：
核心骨干： 大量选拔云凰学院的优秀毕业生，经过短期集中培训（主要学习《大夏正道典》的讲授方法和忠君思想强化），派往各州学、府学担任骨干教习。
改造利用： 大规模招募那些科举无望、但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落第秀才和年轻塾师，进行统一的“思想改造”和“新学培训”。培训合格者，方可进入官学体系，其待遇远优于他们以往设塾授徒的收入。这对于许多生活困顿的底层读书人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特邀讲师： 聘请当地品行端正、支持新政的退休官员、名医、乃至格物院在地方的技术人员，作为官学的特邀讲师，定期讲授实务知识，开阔学生眼界。
在生源方面，官学采取了“广开门路，分级培养”的策略。县学面向所有适龄男童（初期暂未开放女学），只需通过简单的识字和算术测试即可入学，学费极低甚至全免，对于优异贫寒学子还有补贴。这打破了以往教育被士绅阶层垄断的局面，为帝国挖掘底层人才打开了通道。府学、州学则通过严格的升等考试从下级官学中选拔优秀生员。而顶端的云凰学院，则通过更高难度的全国性考试，从州学中遴选顶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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