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划界安民约》的签订与云州榷场的顺利运行，如同春风吹过冰封的原野，为大夏帝国带来了久违的安定气息。北疆战事彻底平息，边境贸易重启，流民开始回归家园，荒废的田亩重新被开垦。朝廷趁势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北疆民生的政令：减免赋税、提供耕牛种子、奖励垦荒、兴修水利……饱经战火摧残的北方大地，终于显露出一丝生机。
与此同时，庞大的战争机器开始有步骤地减速、转向。除了规划中的“北疆五锁”军镇继续建设，并配备新式火炮部队作为威慑核心外，大量的边军被裁撤或轮换休整，以节省巨额军费。京畿及各镇的常备军也进行了精简整编，部分功勋卓着的将领被调入中枢任职，或派往其他看似重要但远离实权的岗位。军队系统经历了一次不小的权力洗牌。
萧云凰的声望，在接连的军事胜利与和平缔造的双重光环加持下，达到了开国以来历代帝王都罕有的高度。朝野内外，“圣主明君”的赞誉不绝于耳。任何政令，只要盖有女帝的玉玺，几乎都能畅通无阻。
然而，就在这一片祥和、歌功颂德的气氛中，深谙政治规律的陆沉，以及身居高位的萧云凰本人，都敏锐地察觉到平静水面下涌动的暗流。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矛盾的消失，反而可能因为利益格局的重塑而激化。北疆的烽火刚刚熄灭，朝堂之上、地方之间，新的挑战与冲突已然悄然萌芽。
挑战首先来自战后巨大的利益分配与权力再平衡。
北疆两场大胜，西线一场大捷，加上女帝亲征的功绩，产生了数量惊人的军功贵族。从郭子仪、李光弼、王将军这样的统帅，到无数中下层凭借战功获得升迁的军官，乃至那些运粮有功、献策得用的文官，都期待着自己的功劳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更高的爵位、更丰厚的赏赐、更重要的官职、更肥沃的田庄。
朝廷的封赏虽然丰厚，但资源终究是有限的。官位有定额，肥缺更是稀缺。如何平衡这些新兴军功集团与原有官僚体系、世家大族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萧云凰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封赏过厚，则旧势力不满，可能引发抵制；封赏不足或过缓，则军功集团心生怨怼，自恃有功，骄横难制。
这一日，朝会之上，关于几位在北疆表现出色的中级将领的任命，便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兵部尚书周大人出列奏道：“陛下，原朔方军副将张骏，于野狐岭守卫战中屡立战功，斩首百余，擢升为朔方军指挥使，然其原职已有副将赵奎署理，且赵奎守土亦有微劳，不知该如何安置？又，原骁骑营校尉刘猛，于陛下亲征时护卫有功，勇猛过人，按例当升任中郎将，然京畿诸卫中郎将员额已满……”
话未说完，御史台一位素以刚直（或者说刻板）着称的老御史便出言道：“周尚书此言差矣！赵奎守土多年，勤勉本分，岂能因一张骏有战功便随意替换？此非寒了守成将士之心？京畿诸卫，拱卫京师，职责重大，岂能因一时勇力便超擢新人？当循资历，按部就班才是！”
立刻有出身军功的官员反驳：“王御史此言谬矣！若非张骏、刘猛等将士浴血奋战，何来今日北疆安宁？有功不赏，岂非令将士心寒？日后谁还愿为国效死？”
“赏功自当有度！岂可因军功而乱朝廷铨叙法度？”
“法度亦当因时制宜！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赏！”
朝堂之上，文臣与武将，旧吏与新贵，隐隐形成了对立。虽然双方都还保持着对女帝的敬畏，言辞尚算克制，但那股互不相让的火药味，已十分明显。
萧云凰端坐龙椅，面无表情地听着。她深知，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随着更多封赏细节的落实和地方职务的调整，类似的冲突只会更多。
挑战之二，则是巨大的战争消耗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加税诉求与民间承受力的矛盾。
户部尚书在另一日的内阁小范围会议上，捧着一摞账册，愁眉苦脸：“陛下，诸位大人。去岁至今，西线、北线两场大战，加之陛下亲征，军费开支浩大。虽经裁军节省部分，然北疆重建、抚恤阵亡、犒赏将士、修建‘五锁’军镇、维持榷场运转……处处需钱。国库……已然见底了。”
他顿了顿，硬着头皮道：“为今之计，若要不影响朝廷运转及边防建设，唯有……加征赋税。或可于全国田赋之上，暂加‘平虏捐’一年，或提高盐茶专卖之价……”
加税！这两个字如同重锤，敲在每个人的心头。连年战争，民间早已疲惫不堪，刚刚盼来和平，若立刻加税，必然民怨沸腾。
太傅王文渊当即反对：“不可！陛下，北疆战事，百姓已输粮捐赋，出力甚多。今战事方息，正宜与民休息，培植元气。此时加税，无异于涸泽而渔，恐伤国本，失民心啊！”
新任吏部尚书（也是萧云凰提拔的务实派）则叹道：“太傅所言，自是正理。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库空虚，诸多要务待举，若无钱粮，如何施行？边镇建设半途而废？阵亡将士抚恤拖欠？北疆流民赈济中断？”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