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天广场的“科学展”如同一股清新的春潮，冲刷着京都民众心中因谣言而起的蒙昧与恐惧，也为即将到来的文华殿“经筵格物辩”营造了有利的民间舆论氛围。百姓们亲眼所见、亲手所触的种种“格物之利”，远比任何空洞的圣贤语录或危言耸听的“妖术”指控更有说服力。坊间议论的风向悄然转变，开始更多谈论新式农具的效率、预防天花的神奇、以及那“电光”未来或许真能照亮寻常百姓家的可能。
然而，无论是广场上直观的展示，还是即将在庙堂展开的义理之辩，陆沉都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都还只是“破”的层面——破除旧观念的桎梏，打破对新知的恐惧与排斥。若要真正让格物之学、新政理念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乃至最终支撑起一个焕然一新的强大帝国，必须进行“立”的工作——建立一套系统化、制度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兼具传统素养与现代（相对而言）知识、忠于新政理念的新型精英。
这，便是教育的奠基。
文华殿辩论的前一日，陆沉向萧云凰呈递了一份厚达数十页的奏疏，名为《请立新式综合学院以育经世致用之才疏》。这份奏书，是他结合两个世界的教育理念，为大夏量身打造的一份“教育革新蓝图”。
奏疏开篇并未直接谈论学院，而是从帝国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谈起：
“……陛下神武，北定边患，西克强敌，新政肇始，百废待兴。然，治国经邦，非唯兵甲之利，亦在人才之盛。今之取士，多赖科举，所重者经义文章，固有遴选英才之功，然于农桑、工造、算术、格物、经济、律法等经世实用之学，涉猎甚浅，或竟全然不顾。此等士子，一旦牧民，或空谈误事，或为胥吏所欺，于新政推行、国力提振，实多掣肘。”
他指出了传统科举教育在新时代下的局限性。
接着，他提出了建立新型学院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格物之学，已显其利；新政之策，方兴未艾。然诸般新法、新器之推行、改进、乃至创制，皆需通晓其理、笃信其道、精于其术之专才。此等人才，非经年累月之系统教习、实践磨练不可得。旧有官学、私塾，难当其任。故臣斗胆奏请，于京师首创‘大夏综合学院’一所，试办新学，以为天下先。”
然后，奏疏详细阐述了这所“综合学院”的办学宗旨、组织结构、学科设置、师资选拔、学生来源、考核方式等一系列具体构想：
办学宗旨： “明体达用，经世致用，兼容并蓄，为国育才。” 强调不仅学习知识，更要明了根本（体），并能够实际应用（用），服务于国家需要。
组织结构： 学院直属于朝廷，由皇帝钦命大臣（陆沉提议由自己或一位德高望重、支持新政的重臣）兼任“山长”（院长），下设“教务”、“总务”、“训导”等部门。分设不同“学系”。
学科设置（核心创新）： 打破传统儒家经典一统天下的格局，初步规划设立五大系：
格物致知系： 下设算学、物理（力、热、声、光、电初步）、化学（物质变化）、博物（动植物、矿物）等科目。注重实验与观察。
工造技艺系： 下设机械原理、营造法式、冶铸、纺织、水利、军械（基础理论，非核心机密）等科目。强调制图、模型制作与工坊实践。
经济民生系： 下设田亩管理、户籍财税、商贸流通、仓储物流等科目。引入简单的统计与会计知识。
律法政事系： 不仅学习现行律法条文，更探讨法理渊源、历代制度得失、新政条例解读，培养行政与司法实务能力。
经史文哲系： 并非废弃传统，而是革新其教授方法。除精研经典外，增设史论、策论、公文写作，并引入对诸子百家、乃至部分外来文化（如通过西域传入的算术、天文）的批判性研读，强调“通经致用”。
师资选拔： 不拘一格，广纳贤才。既可从翰林院、国子监遴选开明博学之士，亦可从地方干吏、天工院杰出工匠、民间饱学宿儒（甚至包括精通某些实用技艺的“匠师”）中征聘。对格物、工造等新学科，初期可由天工院骨干兼任教习。
学生来源： 采取“荐举”与“考选”相结合。由地方官府、现任官员、以及天工院等机构，推荐品行端正、有志新学、年龄在十五至二十五岁之间的青年（不限出身，寒门优先）。再通过学院组织的统一考试（内容兼顾经史基础与算学、策论等新学倾向）择优录取。首批计划招收二百人。
教学与考核： 实行“讲堂授课”与“工坊（田间、衙署）实习”相结合。定期考核，不仅考文辞记忆，更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创新思维。优秀毕业生，由学院推荐，经吏部考核后，可直接授予相应官职或进入天工院等机构任职，等同于科举出身。
经费来源： 奏请朝廷拨付专款作为启动资金，同时尝试接受民间“助学捐资”（给予捐资者名誉奖励，如“助学匾额”，其子弟入学可适当优先），并设想未来学院下属工坊、农场若有产出，亦可补贴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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