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天广场的“科学展”如同一股清新的春潮,冲刷着京都民众心中因谣言而起的蒙昧与恐惧,也为即将到来的文华殿“经筵格物辩”营造了有利的民间舆论氛围。百姓们亲眼所见、亲手所触的种种“格物之利”,远比任何空洞的圣贤语录或危言耸听的“妖术”指控更有说服力。坊间议论的风向悄然转变,开始更多谈论新式农具的效率、预防天花的神奇、以及那“电光”未来或许真能照亮寻常百姓家的可能。
然而,无论是广场上直观的展示,还是即将在庙堂展开的义理之辩,陆沉都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都还只是“破”的层面——破除旧观念的桎梏,打破对新知的恐惧与排斥。若要真正让格物之学、新政理念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乃至最终支撑起一个焕然一新的强大帝国,必须进行“立”的工作——建立一套系统化、制度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兼具传统素养与现代(相对而言)知识、忠于新政理念的新型精英。
这,便是教育的奠基。
文华殿辩论的前一日,陆沉向萧云凰呈递了一份厚达数十页的奏疏,名为《请立新式综合学院以育经世致用之才疏》。这份奏书,是他结合两个世界的教育理念,为大夏量身打造的一份“教育革新蓝图”。
奏疏开篇并未直接谈论学院,而是从帝国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谈起:
“……陛下神武,北定边患,西克强敌,新政肇始,百废待兴。然,治国经邦,非唯兵甲之利,亦在人才之盛。今之取士,多赖科举,所重者经义文章,固有遴选英才之功,然于农桑、工造、算术、格物、经济、律法等经世实用之学,涉猎甚浅,或竟全然不顾。此等士子,一旦牧民,或空谈误事,或为胥吏所欺,于新政推行、国力提振,实多掣肘。”
他指出了传统科举教育在新时代下的局限性。
接着,他提出了建立新型学院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格物之学,已显其利;新政之策,方兴未艾。然诸般新法、新器之推行、改进、乃至创制,皆需通晓其理、笃信其道、精于其术之专才。此等人才,非经年累月之系统教习、实践磨练不可得。旧有官学、私塾,难当其任。故臣斗胆奏请,于京师首创‘大夏综合学院’一所,试办新学,以为天下先。”
然后,奏疏详细阐述了这所“综合学院”的办学宗旨、组织结构、学科设置、师资选拔、学生来源、考核方式等一系列具体构想:
办学宗旨: “明体达用,经世致用,兼容并蓄,为国育才。” 强调不仅学习知识,更要明了根本(体),并能够实际应用(用),服务于国家需要。
组织结构: 学院直属于朝廷,由皇帝钦命大臣(陆沉提议由自己或一位德高望重、支持新政的重臣)兼任“山长”(院长),下设“教务”、“总务”、“训导”等部门。分设不同“学系”。
学科设置(核心创新): 打破传统儒家经典一统天下的格局,初步规划设立五大系:
格物致知系: 下设算学、物理(力、热、声、光、电初步)、化学(物质变化)、博物(动植物、矿物)等科目。注重实验与观察。
工造技艺系: 下设机械原理、营造法式、冶铸、纺织、水利、军械(基础理论,非核心机密)等科目。强调制图、模型制作与工坊实践。
经济民生系: 下设田亩管理、户籍财税、商贸流通、仓储物流等科目。引入简单的统计与会计知识。
律法政事系: 不仅学习现行律法条文,更探讨法理渊源、历代制度得失、新政条例解读,培养行政与司法实务能力。
经史文哲系: 并非废弃传统,而是革新其教授方法。除精研经典外,增设史论、策论、公文写作,并引入对诸子百家、乃至部分外来文化(如通过西域传入的算术、天文)的批判性研读,强调“通经致用”。
师资选拔: 不拘一格,广纳贤才。既可从翰林院、国子监遴选开明博学之士,亦可从地方干吏、天工院杰出工匠、民间饱学宿儒(甚至包括精通某些实用技艺的“匠师”)中征聘。对格物、工造等新学科,初期可由天工院骨干兼任教习。
学生来源: 采取“荐举”与“考选”相结合。由地方官府、现任官员、以及天工院等机构,推荐品行端正、有志新学、年龄在十五至二十五岁之间的青年(不限出身,寒门优先)。再通过学院组织的统一考试(内容兼顾经史基础与算学、策论等新学倾向)择优录取。首批计划招收二百人。
教学与考核: 实行“讲堂授课”与“工坊(田间、衙署)实习”相结合。定期考核,不仅考文辞记忆,更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创新思维。优秀毕业生,由学院推荐,经吏部考核后,可直接授予相应官职或进入天工院等机构任职,等同于科举出身。
经费来源: 奏请朝廷拨付专款作为启动资金,同时尝试接受民间“助学捐资”(给予捐资者名誉奖励,如“助学匾额”,其子弟入学可适当优先),并设想未来学院下属工坊、农场若有产出,亦可补贴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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