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 第一百七十七场]
我坐在窗沿边的时候,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汽。这是六月末的傍晚,空气里浮着雨前特有的土腥味,楼下香樟树枝叶被风揉得哗啦作响,可我听着只觉得像砂纸在磨骨头。手机屏幕还亮着,备忘录里躺着那段写了一半的话,光标在句末一闪一灭,像颗濒死的心脏在徒劳地搏动。
“没什么可说的,毕竟世间很多事情都是没有什么必要的。”我对着玻璃呵出一口气,水汽晕开一小片模糊的白,像给谁的脸蒙上了雾。上周社区医院的医生把体检报告推过来时,指尖在“重度抑郁”和“器质性病变”的字眼上敲了敲,窗外的阳光正烈,把他白大褂上的褶皱照得发亮,可我只看见他镜片后那双眼睛,跟楼下超市冰柜里冻着的鱼眼一样,没什么温度。“你得调整心态。”他说,语气像在念药品说明书。调整心态,多轻巧的四个字,好像我胸腔里淤塞的不是黑黢黢的绝望,而是一团可以随手揉开的棉花。
我不喜欢这个世界。这话我没跟医生说,说了他也不会懂。就像昨天在公交站台,我撑着伞站在雨里,看一辆辆公交车溅着水花驶过,有个穿校服的女孩突然撞了我一下,手里的豆浆洒了我一裤子。她连句“对不起”都没说,只是跟旁边的同伴嬉笑着跑开,发尾的水珠甩在我手背上,冰凉刺骨。那一刻我突然很想抓住她问:你没看见吗?你看不见我裤子上的污渍,也看不见我眼睛里的灰吗?可我只是站在原地,看着她们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像两团模糊的彩色墨迹,渐渐被灰色的世界吞噬。
“他总是排斥打压我,能不能别说这些废话?”我低头扯了扯袖口,那里有道洗不掉的疤痕,是去年冬天在巷子里被醉汉推倒时划的。当时血流得很快,顺着手腕滴在结冰的地面上,开出一朵朵暗红的花。路过的人只是匆匆瞥了一眼,有人皱着眉绕开,有人低声抱怨“真晦气”,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后来我自己爬起来,用围巾裹住伤口,一步一步走回家,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根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枯草。这世界就是这样,它不在乎你的伤口,只在乎你会不会弄脏它的地板。
世间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其实也不用去分清什么,不是吗?我想起大学时参加的那场讲座,台上的教授唾沫横飞地讲着“存在即合理”,台下掌声雷动。可散场后我在走廊里看见他粗暴地推开一个向他请教问题的学生,嘴里嘟囔着“别耽误我时间”。合理吗?或许吧。这世界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合理”组成的,强者践踏弱者,虚伪包裹真诚,就像夏天的暴雨总会打落花瓣,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梦境都忘光了,也就是那个,好像是一个冒险吧。我努力想回忆昨晚的梦,脑子里却只有一片混沌的白,像被橡皮擦干净的画纸。只隐约记得一些片段:潮湿的泥土味,远处传来的铃铛声,还有自己奔跑时急促的呼吸。他们说我激进,那群投降派,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想起工作时的同事,他们总是劝我“别太较真”“差不多就行了”,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不合时宜的怪物。当我试图讨论一些不公的现象时,他们会笑着拍拍我的肩膀:“年轻人,别太理想化了。”理想化?不过是他们给自己的懦弱找的借口罢了。就像一群在沉船里忙着分蛋糕的人,谁也不肯承认船正在下沉,反而嘲笑那个喊出“救命”的人太激进。
不是说起义游行抗战那种形式的,就像个游戏差不多,或者是拉选票啊啥的。我曾在网上看过一个纪录片,讲的是某个小岛上的居民为了保护栖息地而抗争的故事。他们没有武器,没有雄厚的资金,只是用最原始的方式记录、发声,最后还是失败了。评论区里有人说:“蚍蜉撼树,自取其辱。”可我看着镜头里那个老人浑浊的眼睛,突然觉得很羞愧。我们总是嘲笑那些“不自量力”的人,却忘了自己连“量力”的勇气都没有。我们在现实的泥沼里越陷越深,却把所有的反抗都当成了游戏,当成了拉选票式的作秀。
身心孱弱,疲惫精神萎靡,寿命将近。我伸手按了按太阳穴,那里一跳一跳地疼。昨天量血压,低压已经到了110,医生说再这样下去很危险。可危险又怎样呢?就像走在一条没有路灯的路上,前方是未知的黑暗,身后是回不去的废墟,危险不过是这条路的常态。现实的冰冷残酷,摧残,以至于梦境之中潜意识深层,紊乱,信息素混乱导致的吧。我想起前几天在图书馆看到的一本旧书,里面提到“信息素混乱”会导致情绪失调,可我觉得更像是现实把人揉碎了,连潜意识都跟着变得七零八落。就像一台老旧的收音机,收不到清晰的信号,只能发出滋滋啦啦的噪音。
可以记忆回忆起来,东西很少,差不多都忘光了。我努力想抓住一些温暖的片段,却只想起小学时一次生病,妈妈背着我去医院,她的后背很暖,头发上有肥皂的清香。可画面很快就模糊了,后来她总是很忙,忙着打麻将,忙着和爸爸吵架,再后来他们就分开了。记忆像筛子筛过的沙子,留下的全是棱角分明的碎片,硌得人疼。我不知道去说些什么,因为一生总是这样,很烦人。我曾给一个笔友写过信,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可她回信说:“生活哪有那么多苦情戏,你就是想太多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写过信。有些话是说给懂的人听的,可懂你的人,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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