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里飘来早饭的香味，是妈妈煎鸡蛋的味道。吃完早饭，上了厕所，换好鞋，推开门的时候，阳光正好落在我脚边。
就这样吧。
再见。
（人终将会被年少不可得之物困扰一生、痴缠一生，郁郁一生，又或者会拿长大后的日子来疯狂弥补年少不可得之物，却也终究是水中月镜中花，痴儿一场罢了，毕竟己终究不是当年之人，而物或人也非当年之是非。
凌晨三点十七分，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阿哲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发呆。他说：“你觉不觉得，咱们都在装正常？”
窗外的路灯透过纱帘，在地板上投出一道昏黄的光，像条没头没尾的河。我摸过桌边的玻璃杯，水凉得像浸过冰，喝下去时喉咙里泛起一阵涩。三个月前，我在社区医院做志愿者，见过一个穿格子衫的男人，每天下午三点准时来走廊尽头的长椅上坐一小时，手里捏着张褪色的车票。护士说他儿子三年前在车祸里走了，从那以后他就成了这样。家属们觉得他“不正常”，躲着走，可我见过他给走廊里的绿萝浇水，手指轻轻碰叶片上的灰尘，眼神软得像棉花。
“可能‘正常’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我给阿哲回消息，指尖在屏幕上顿了顿，又补了句，“就像量子叠加态，你观测它的时候它是一个样，不观测又是另一个样。咱们这些生命体，说不定也在好几个维度里叠着，一会儿是父母眼里的孩子，一会儿是社会规训里的‘合格公民’，一会儿又是自己都认不出的影子。”
阿哲秒回了个“？”，紧接着是条语音，背景里有啤酒罐碰撞的脆响：“你又开始拽那些玄乎的了。说人话。”
我笑了笑，起身走到窗边。楼下的流浪猫又在打架，三只猫围着个破纸箱嘶吼，毛飞得到处都是。去年冬天，我把阳台腾出来给它们搭窝，结果被楼下阿姨投诉“招虫子”。她站在楼道里叉着腰骂，说我“爱心泛滥得不正常”，可转头就把自己家的旧棉絮塞给我，小声说“别让猫冻着”。
“比如慈悲吧，”我打字回阿哲，“有时候觉得是好事，帮了别人心里踏实。但上次我给那个乞讨的大爷塞钱，被他缠上了，跟着我走了三条街要更多，最后是个环卫工大叔把他劝走的。大叔说我‘太愣’，对谁都掏心掏肺，早晚要吃大亏。”
“这就是你说的‘秩序善’？”阿哲发来个龇牙的表情，“又想当好人，又怕被拖累，矛盾得像个拧巴的麻花。”
我确实矛盾。读高中时，我信科学，觉得一切都能靠公式和数据解释，笑奶奶求神拜佛是“封建迷信”。可去年外婆走的时候，我在灵前守了三夜，摸着她冰凉的手，突然希望真有另一个世界——不是宗教里的天堂地狱，就是某个能让她继续晒晒太阳、剥橘子的地方。后来我想，这大概就是阿哲说的“理性的唯心主义”，相信细胞分裂和能量守恒，也偷偷给不存在的“命运”留了个角落。
“人本来就是混乱的结合体啊。”我回他，“昨天我还在日记本里写‘要心如止水’，今天就因为外卖送错了地址，对着电话那头的小哥吼了两句。挂了电话又后悔，买了杯奶茶给他送过去，结果他红着眼圈说这是他这个月收到的第一句‘对不起’。”
手机安静了会儿，阿哲发来段长文字：“你还记得老陈吗？咱们大学时的哲学老师。他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就像花开花落，没什么好纠结的。可他自己查出肺癌那阵，在医院走廊里蹲了半夜，抓着我手说‘我还没给我姑娘讲完《庄子》呢’。”
我当然记得老陈。他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讲课讲到激动处会拍桌子，说“道法自然不是让人躺平，是让人在规律里找活法”。他最后一次给我们上课，是化疗间隙，头发掉得差不多了，却笑着说“你们看，这就是‘顺承天意’，头发要掉，我拦不住，但课得讲，这是我想做的‘好事’”。
那天放学，他拉着我在操场走了两圈，说：“人活着，总得有个锚。不然就像在海上漂着的船，风一吹就散了。我年轻时候想当诗人，后来觉得教书更实在，看着你们这些小孩眼睛发亮，我就知道自己在哪儿了。”
那时我还不懂。直到前年辞职在家，整整三个月，我每天从中午睡到傍晚，醒来就对着天花板发呆。妈妈隔三差五来送菜，站在门口看我一眼就走，脚步声轻得像怕惊着什么。有天半夜，我突然坐起来，摸黑走到阳台，看着楼下车灯汇成的河流，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在生死边缘徘徊”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想死，是觉得自己像团没形状的雾，抓不住任何东西，也留不下任何痕迹。
后来是小区门口的修鞋摊大爷救了我。他七十多了，每天早上六点出摊，摊上摆着个铁皮盒，里面装着他捡的流浪猫崽。我没事就去看他敲敲打打，看他用粗糙的手给猫崽喂奶。有天他说：“你看这猫，生下来就被扔了，照样呼噜呼噜睡大觉。人也一样，总得找点事儿干，哪怕是喂喂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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