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文科教授休息室里，常常剑拔弩张。胡适夹着一摞白话诗稿进来，钱玄同立即迎上去，两人热烈地讨论着《新青年》下一期的编排。角落里，辜鸿铭的辫子盘在头顶，他正用拉丁文与一位外籍教授交谈，偶尔飘来几句这些白话文倡导者简直是在亵渎汉语的议论。
一九一七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像一颗炸弹投入平静的湖面。他提出八不主义，第一条便是不模仿古人，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钱玄同立即响应，在下一期发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更激进地提出废孔学、废汉字的主张。
黄侃在教授休息室里气得摔了茶碗。这位章太炎的高足，向来以扞卫国学自任。他指着胡适的文章对同事说：这叫什么话！若按他说的，的了吗呢也算文章，那街头卖浆者流皆可称文豪了！有人告诉他，胡适在美国师从杜威，黄侃冷笑：怪不得，原来是跟着洋人学舌的鹦鹉。
最精彩的较量发生在北大课堂上。胡适讲《中国哲学史》，抛开三皇五帝，直接从《诗经》讲起。底下坐着不少慕名而来的学生，也有专门来的旧派学者。胡适用白话娓娓道来，讲到精彩处，学生掌声雷动。隔壁教室，黄侃正在讲《文心雕龙》，声音忽高忽低：今有人欲废文言，是犹欲废祖宗之语言也！两间教室的门都开着，声音此起彼伏，学生们来回张望，不知该听哪边好。
鲁迅的出场让这场论战更加激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通篇用白话，却达到了文言文难以企及的震撼力。钱玄同读后拍案叫绝：这才叫真正的白话文学！连反对白话文的林纾也不得不承认：周树人这篇小说，确实令人毛骨悚然。但林纾随即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北大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
辜鸿铭的表演最为独特。这位精通九国语言的怪才，上课时常常一手执线装书，一手拿英文报纸。他用文言文翻译《论语》，却用最地道的英语骂西方记者。有人问他如何看待白话文运动，他眨眨眼睛：我可以用拉丁文、希腊文、英文、法文写文章，但中文，我只用文言。学生们哄堂大笑，他却一脸严肃。
钱玄同最是激进。他在《新青年》上化名疑古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主张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刘师培看到后，气得在《国故》月刊上发表长文反驳。两人在报刊上你来我往，好不热闹。私下里，钱玄同对胡适说：这些顽固派，就像拖着辫子的僵尸！不料这话传到黄侃耳中，黄侃立即反击：钱玄同才是真正的僵尸，不过是戴着西洋面具罢了！
一九一九年的春天，论战达到高潮。林纾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虚构一个名叫的侠士痛打三位提倡新文化的人物，影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此文一出，舆论哗然。鲁迅立即在《晨报》上发表杂文予以回击，笔锋犀利如刀。
最富戏剧性的是，这些论战对手在生活中却颇有交集。胡适与黄侃同在北大任教，偶尔在教授休息室相遇，彼此点头致意；辜鸿铭虽然瞧不起新派人物，却与胡适一样喜欢收集各国版本的《圣经》；钱玄同与刘师培在学术会议上碰面，还能心平气和地讨论音韵学问题。
随着时间推移，白话文逐渐占据上风。连当初反对最力的黄侃，晚年指导学生写论文时也说：不必过于古奥，明白畅达即可。辜鸿铭至死不改其志，但他的英文着作在西方大受欢迎，反而为中国文化赢得了尊重。
鲁迅用白话文创作出《阿Q正传》等不朽作品，证明了白话文的艺术表现力；胡适的白话诗尝试虽然被讥为洗脚水，却为后来新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钱玄同的激进主张虽未实现，但他参与制定的国语罗马字方案，对后来的汉语拼音产生了影响。
这些当年的论战者或许没想到，他们激烈争论的问题，最终以一种融合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今天的汉语，既保留了文言文的精华，又吸收了白话文的活力。当年那些火药味十足的文章，现在读来，反而让人怀念那个思想激荡的年代。
北大校园里的银杏叶黄了又绿。当年的文科楼还在，只是教室里的争论声已经不同。若胡适、鲁迅、黄侃、辜鸿铭诸公地下有知，看到今日学生既读《论语》又学编程，既背唐诗又写白话散文，不知会作何感想。或许，他们争论的从来不是简单的文白问题，而是中国文化该以何种姿态面对现代世界的深刻命题。
初春的北平寒意未尽，寒风吹过北京大学红楼的雕花窗棂。二楼国文系的走廊里，黄侃抱着一摞线装书疾步而行，袍角带起一阵风，正巧拂过胡适手中的《新青年》杂志。
“适之先生又在鼓吹白话？”黄侃浓眉一挑，目光扫过杂志上的白话文诗歌，“这等粗鄙之语，竟堂而皇之登上大雅之堂，简直是斯文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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