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人圈里若论起脾气火爆、性情刚烈者，傅斯年若称第二，怕是无人敢称第一。这位山东聊城出生的汉子，自幼便显出不寻常的气象。据说幼时在私塾读书，有同学偷了他的毛笔，小傅斯年竟直接抡起砚台砸过去，墨水与鲜血齐飞，吓得先生胡子直抖。这般火爆脾气，伴随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
傅斯年1896年出生在名门望族，祖上傅以渐是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家中藏书万卷，他自小便泡在书堆里，据说七岁就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九岁通读《左传》，乡里人皆称神童。不过这神童可不只会读书，调皮捣蛋也是一把好手。有野史记载，他曾带着一帮孩童偷摘邻家果园的梨子，被逮个正着。面对果园主人的责问，小傅斯年不慌不忙拱手作揖：“老先生息怒，小子非为偷梨，实为验证《诗经》所云‘园有树桃，其实之肴’是否属实。”弄得那老先生哭笑不得，反倒送了他一篮子梨。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那时的北大正是新旧思想碰撞之地。傅斯年初入校园，还是一身长袍马褂的传统打扮，满口之乎者也。同窗们笑话他土气，他竟三日不语，闭门苦读西学，不出半年就能用英文与人辩论，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陈独秀、胡适等新派学者齐聚一堂，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傅斯年如鱼得水，与罗家伦等人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成为学生领袖。据说有一次与守旧派辩论文言白话之优劣，对方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傅斯年待其言毕，慢条斯理道：“先生高论，犹如老太太的裹脚布——又长又臭。”全场哗然，那位老先生气得当场拂袖而去。
1919年巴黎和会消息传来，举国愤慨。5月3日晚，北大校园内群情激昂。傅斯年身为学生领袖，跳上讲台疾呼：“国权沦丧，吾辈学子岂能坐视！”说罢竟一拳砸在桌上，震得茶杯乱跳。次日，他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直冲赵家楼而去，成为五四运动的急先锋。有趣的是，运动过后学生们各自离散，傅斯年却跑到欧洲留学去了，一待就是七年，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苦读。据说他留学期间极为清苦，有同学见他总穿同一件外套，戏问其故，傅斯年笑答：“此衣随我久矣，犹如老友，岂忍相弃？”
1926年冬，傅斯年归国，应中山大学之聘出任文学院院长。一到任便大刀阔斧改革，裁撤冗员，引进新派学者。有几位老教授自恃资历，对他阳奉阴违。傅斯年不慌不忙，在第一次全院会议上拍案道：“诸公若以为傅某年轻可欺，不妨试试！今日之大学非养老院，无能者请自便！”吓得那几个老教授再不敢造次。
傅斯年身材肥胖，性格急躁，在中山大学时留下一段趣闻。某日他急匆匆赶去上课，忘记带讲义，跑到半路才想起来，连忙往回跑。因为太胖，跑起来浑身肉颤，引得路旁小贩窃笑。傅斯年听见笑声，不但不恼，反而自嘲道：“看什么看？没见过会跑的肉球吗？”众人哄堂大笑。
1928年，傅斯年受蔡元培之邀，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网罗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一批顶尖学者，使史语所迅速成为中国近代学术重镇。傅斯年治学极严，有一次审阅年轻研究员的论文，看到不满意处，直接在上面批了“狗屁不通”四个大字。那研究员委屈地找他说理，傅斯年眼一瞪：“我说狗屁不通还是客气的！要依我的脾气，该说连狗屁不如！”吓得那人抱头鼠窜。
不过傅斯年对待真正有学问的人却极为尊重。陈寅恪晚年目盲，傅斯年特地安排助手为他念书抄写，无微不至。他曾说：“寅恪之学问，我辈只能望其项背。”有人问他既然如此推崇，为何自己不效仿陈氏治学方法，傅斯年大笑：“人各有能有不有能，我傅孟真岂是邯郸学步之人？”
1937年抗战爆发，傅斯年随史语所内迁四川李庄。条件艰苦，他身体肥胖，患有高血压，却仍然坚持工作。有一次空袭警报响起，众人纷纷躲防空洞，唯独傅斯年端坐不动。学生急来催促，他淡然道：“日本人炸弹岂专为我傅某而来？若天欲绝我，躲又何益？”继续伏案工作。果然那天敌机并未轰炸李庄，事后有人笑他运气好，他捋须笑道：“非运气也，料定小鬼子舍不得炸我这颗脑袋——里面装的可是无价之宝。”
傅斯年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嫉恶如仇的品格。抗战期间，孔祥熙等权贵大发国难财，众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傅斯年连续在国民参政会上炮轰，写下《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等雄文，最终扳倒了孔、宋两大豪门。蒋介石欲从中调解，傅斯年毫不买账，对来说项者道：“请转告蒋公，我傅孟真认事不认人！”蒋介石后来邀他吃饭，席间婉言劝他不必过于激烈，傅斯年竟直言：“委座若认为斯年过激，不妨将我撤职查办。但要我不说话，除非缝上我的嘴！”据说老蒋气得脸色发青，却也不敢拿他怎样。因为这等硬骨头脾气，傅斯年得了“傅大炮”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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