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的北京城，寒风凛冽中透着一丝躁动。一辆黄包车停在北京政府教育部门前，从车上走下一位戴着圆框眼镜、留着八字胡的中年学者。他就是即将赴任的北京大学新校长——蔡元培。
教育总长范源濂亲自迎接，握手时低声道：“孑民兄，北大这个烂摊子，就拜托你了。学生们闹事，教授们撕扯，前任校长何燏时才干了不到一年就撑不住了。”
蔡元培推了推眼镜，微笑道：“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既有大师，何愁大学不兴？”
这番对话虽不见于正史，却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性格与理念。当时的北大确实是个“烂摊子”——学生多是官僚子弟，上学只为混文凭；教师队伍陈旧，授课敷衍了事；校园风气萎靡，被称为“官僚养成所”。
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无为而治”
蔡元培到任后第一把火，竟是“不烧火”。他既未召开全体大会训话，也未立即撤换教员，而是每天搬把藤椅，坐在教学楼走廊里，看似悠闲地喝茶看书，实则观察着校园的一切。
这场景并非虚构。据北大早期学生回忆录记载，蔡校长这种“无为而治”的方式最初让人摸不着头脑。有学生壮着胆子问他：“校长在看什么书？”蔡元培扬了扬手中的德文书籍答道：“在看德国大学如何让学生成为大学的主人。”
几天后，蔡元培开始了悄无声息的革命。他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胡适为教授，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一下子让北大焕发生机。有趣的是，聘请陈独秀时还有段趣闻：陈当时在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为了让这位“闯将”来北大，甚至替他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生”的学历（陈实为早稻田大学肄业）。事后蔡元培笑言：“大学不是衙门，真才实学比一纸文凭重要。”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理念让北大成了奇特的学术共和国。讲台上，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大讲儒家经典，隔壁教室钱玄同却在疾呼“废除汉字”；黄侃在楼上骂胡适是“卖国贼”，楼下胡适正娓娓讲述实验主义。这种奇观在当时中国绝无仅有。
据传有次教育部官员到北大视察，听到一间教室里掌声雷动，进去发现是学生为李大钊的社会主义学说喝彩。官员大惊失色，急忙报告蔡元培。蔡却淡定道：“大学所以为大，在于容异己之声。若只许一种声音，不如改作传习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大成为风暴中心。蔡元培一面保护学生，一面周旋于政府之间。当军警欲入校抓人时，他正色道：“抓我的学生，先抓我蔡元培。”这句话被多家报纸记载，成为美谈。运动后蔡元培一度辞职离京，在杭州休养时写下“杀君马者道旁儿”的感慨，暗喻过度追捧反害其人。
蒋梦麟：北大“功狗”的务实经营
1930年，蒋梦麟接掌北大时笑称：“蔡先生是北大‘功人’，我是蔡先生的‘功狗’。”这话虽是自谦，却道出了他的务实风格。
当时北大经费拮据，教授薪水拖欠数月。蒋梦麟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跑财政部要钱。据他的日记记载，有次为争取经费，他在财政部走廊里从早晨等到深夜，终于见到部长。部长揶揄道：“蒋校长如此执着，莫非北大等米下锅？”蒋梦麟正色回答：“非等米下锅，乃等薪教书耳。无薪则师散，师散则学废。”
蒋梦麟最大的贡献是建立了北大现代管理制度。他创立了教师聘任委员会、教务会议等机构，让北大从“人治”走向“法治”。有趣的是，这位留美归来的教育家却十分相信“风水”。据当时校工回忆，蒋校长重建红楼时，特意请风水先生选定大门方位，说是要“聚文曲星之气”。有人问他不似新派人物所为，他笑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
抗战时期，蒋梦麟带领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在昆明，经费更加困难，教授们生活清苦。蒋梦麟想尽办法筹款，有次甚至用自己的西装抵押换钱买米。联大教授汤用彤后来回忆：“梦麟先生平日不苟言笑，但为我们能吃饱饭，可谓磨破嘴皮跑断腿。”
胡适：风度翩翩的“文化沙龙”
1945年抗战胜利，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但他远在美国，直到1946年7月才抵沪。欢迎宴会上记者问他：“胡博士在国外多年，将如何治理北大？”胡适幽默应答：“首先要弄清楚北大现在有多少门，我好知道该从哪里走进校长室。”
胡适执掌北大的时间虽短，却留下了许多趣谈。他倡导“学术独立”，反对政治干预教育。有次教育部要求北大开设“党义”必修课，胡适表面应允，却安排在最不受重视的时段，还笑着说：“既是要学，放在周六下午最合适，学完直接过周末，不影响正经学问。”
胡适的校长办公室成了“文化沙龙”。每周日下午对外开放，学生、教师都可前来喝茶辩论。据当时学生回忆，有次两个学生为文言白话之争吵得面红耳赤，胡适也不劝阻，反而添茶倒水：“争得好，再争些，真理越辩越明。”最后两个学生吵累了，胡适才慢条斯理地说：“文言如酒，白话如水。酒可少饮，水不可不喝。”妙语解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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