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西，稷下学宫。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学宫已初具规模。数百间学舍、几十个实验室、藏书十万卷的图书馆、可容千人集会的大讲堂……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甚至从西域、南洋归附而来的学者、工匠、医师、农师。
今日大讲堂内，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辩论。
台上，墨家钜子墨衡正在演示他设计的“自动纺纱机”模型。通过水力驱动，八枚纱锭同时旋转，将棉花纺成均匀的纱线。
“此机若放大制造，一人可抵八人。”墨衡声音洪亮，“且纺出的纱线粗细均匀，远胜手工。”
台下，儒家新任博士郑玄的弟子起身质疑：“墨先生，此物虽巧，然夺民之业。若广泛推行，恐致织妇失业，民生困顿。”
墨衡还未回答，坐在特邀席上的工部尚书马钧先开了口：
“此言差矣。”
全场目光聚焦在这位以实干着称的尚书身上。
“十年前，一人一日织布不过三尺。”马钧站起身，虽不善言辞，但字字铿锵，“如今用新式织机，一人一日可织三丈。按你之言，织布者岂不该十成失业？”
他环视全场：“然则事实如何？因布价大降，百姓穿衣从一年一身变为三季有换；因需求暴增，纺织工坊遍地开花，雇工反增十倍！如今仅在洛阳，纺织工就超过三万，其中女子占七成——她们从前在家织布贴补家用，现在入工坊，月钱可达二两，是男子的六成！”
数字最有说服力。
质疑者语塞。
马钧继续道：“格物之道，在于提升人力，创造更多财富。财富多了，民生自富。若固守旧法，因噎废食，才是真正的害民。”
郑玄此时缓缓起身：“马尚书所言，老朽深以为然。然则《论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技术进步，确可增财，然若财富尽归豪强，百姓反受其害，岂非违背圣人教化？”
这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
全场安静下来。
这时，坐在角落的一位年轻人站了起来。他叫刘恢，原是寒门学子，因精通算学被格物院特招，如今在稷下学宫攻读。
“郑公之忧，陛下早有对策。”刘恢声音清朗，“学生近日参与户部‘均税新政’筹划，略知一二。”
他走到台前，拿起炭笔，在黑板上演算：
“按新制，田赋按实产征收，最高不超过三成。工坊利润，课税两成。商税分级，小商小贩税轻，大商巨贾税重。所收税款，三成用于军备，三成用于建设，四成——用于民生。”
他写下几个数字：
“今年预算：修建县乡道路，拨款二百万两；兴修水利，一百五十万两；补贴贫寒学子衣食笔墨，八十万两；各州县设‘济贫仓’，储粮备荒，一百万两……”
数字清晰，条理分明。
“技术创造财富，税收调节分配，政府保障民生。”刘恢总结，“此三者循环，方可既富且均。此乃陛下所倡‘新仁政’——不以空谈仁义，而以实策惠民。”
郑玄沉默良久，最终抚掌：“后生可畏，老朽受教矣。”
辩论结束，但思想的碰撞刚刚开始。
墨衡拉住马钧：“马尚书，我那纺纱机，工部可否资助完善？”
“可！明日来工部详谈！”
郑玄唤来刘恢：“小友可愿来我经学部？儒学需融汇实学，你这样的年轻人，正是未来。”
“学生荣幸！”
不同学派、不同背景的人，在这座学宫里交流、碰撞、融合。
这是思想的种子。
它们将长出怎样的果实，无人知晓。
但可以确定的是——绝不会是几百年来那种死气沉沉的、只会之乎者也的腐儒之学。
黄昏，吕布站在紫微宫最高的观星台上，俯瞰这座正在急剧变化的城市。
东边，工业区烟囱林立，蒸汽与烟雾交织成灰色的云盖。
南边，医院的白墙在夕阳下泛着暖光，隐约可闻婴儿啼哭。
西边，稷下学宫的灯火次第亮起，仿佛知识的光芒。
北边，老城区青瓦连绵，市井喧嚣随风飘来。
贾诩静静站在他身后。
“文和，”吕布忽然开口，“你说，一百年后，后人会如何评价这个时代？”
贾诩沉吟：“或曰‘洪武盛世’，或曰‘开疆拓土’，或曰……‘离经叛道’。”
吕布笑了：“朕倒希望他们这么说——‘那是华夏文明重获野性的时代’。”
他转身，目光灼灼：“儒家驯化了我们几百年，让我们变得温良恭俭让，变得安土重迁，变得以天朝上国自居却固步自封。现在，朕要把那份野性找回来——敢于开拓的野性，敢于创新的野性，敢于宣称‘我是你爹’的野性。”
“文明不能只有精致，必须有粗粝。不能只有包容，必须有霸道。不能只是被凭吊的祖先，必须是活着的、成长着的、让万邦敬畏的父亲。”
贾诩深深一揖：“老臣……明白了。”
他明白了陛下为何执着于“爹”这个粗鄙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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