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衷虽好，但一经发布（先在学宫和部分宣讲所试讲），便引发了各方激烈反弹。
以国子监部分老儒为首的传统理学派抨击最烈：“荒谬！混淆纲常！将圣人之道与工匠之术、诡辩之言、无为之说并列，乃至掺杂夷狄进取之论，此乃毁灭道统，祸乱人心！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一些佛道人士也不满：“书中虽未明言排斥我教，但通篇强调现世、人力、格物，将生死轮回、天道自然置于何地？岂非引导世人只重物欲，不修心性？”
登记在案的基督教传教士（经过审查的版本）则私下议论：“此书虽不提唯一真神，但其对现世美德和理性之推崇，倒与我教某些理念暗合，或许……是可争取的对象？”
而激进的实学派年轻学子，则嫌《读本》不够彻底：“为何还要保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老掉牙的纲常？为何对鬼神之事语焉不详，不直接斥为虚妄？为何不明确提出‘民权’、‘平等’？这般调和，四不像！”
各种意见如同潮水般涌向礼部、稷下学宫和朝廷。洛阳各处的“文华宣讲所”成了辩论的主战场。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台上宣讲员刚讲完“仁爱孝悌需落到实处，赡养父母、友爱兄弟”，台下就站起一位老儒质问：“若不先明‘孝’之天理，只重物质供养，与畜养犬马何异？”紧接着又有实学学子反驳：“若空谈天理，任父母冻饿而死，此‘孝’何在？”
辩论从宣讲所蔓延到茶楼酒肆、士子聚集的园林，甚至朝堂之上。负责此事的礼部尚书管宁和稷下学宫祭酒郑玄（年事已高但威望仍在）忙得焦头烂额，意见相左的奏章雪片般飞向吕布的御案。
吕布没有立刻表态压制，反而下旨：“真理愈辩愈明。既各方皆有高论，可于稷下学宫设‘百家讲坛’，定期邀各派代表人物公开辩论，许学子民众旁听。将辩论要点记录在案，供修订《读本》参考。切记，辩论需守礼，不得人身攻击，不得煽动暴力。”
这道旨意如同火上浇油，却又将火焰导入了相对可控的渠道。“百家讲坛”迅速成为洛阳最炙手可热的思想盛宴。场场爆满，辩论激烈时，台上口沫横飞，台下喝彩、嘘声不断。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实学、佛学、甚至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学者（在限制范围内）轮番登场，阐述己见，批驳他论。
在这场全民思想狂欢中，太子吕晟所在的“万邦馆”也受到了影响。各国质子、留学生同样对这场涉及文明根本的大讨论充满兴趣，但往往因为语言和文化隔阂，难以深入参与，只能旁观。
吕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向负责万邦馆的先生提议：“先生，如今洛阳百家争鸣，探讨华夏文明之未来。然馆中学友来自四海，各有其文明传承。何不借此机会，也办一场‘文明比较’之会？让华夏学子与各国学友同台，各自阐述自家文明之优长，探讨不同文明相处之道？岂不比只听我们争吵更有益？”
先生觉得此议甚好，上报礼部和学宫。很快获得批准，并认为这是展示大明开放包容、促进文明理解的良机。
于是，在稷下学宫一侧的“明伦堂”，一场别开生面的“万邦少年论衡会”召开了。主持人是太子吕晟，参与者包括华夏年轻学子代表，以及万邦馆中的维京小埃里克、拜占庭贵族子弟米海尔、埃及科普特少年、阿拉伯商人之子、卡霍基亚首领之子、乃至一名胆子较大、汉语较好的基督教士（以学者身份）。
议题是吕晟拟定的：“何以为‘善政’？何以为‘好人’？不同文明之见解。”
首先由华夏学子阐述儒家仁政、法家规则、墨家兼爱等观念的综合。接着，小埃里克站起来，用还有些磕绊的汉语，结合翻译，讲述了维京人崇尚勇敢、忠诚、荣誉，以及对部落和家庭的责任，他们的“法”基于古老的习俗和酋长、长老的裁决。
拜占庭少年则谈论了罗马法的遗产、基督教影响下的“君权神授”与对臣民的保护责任。埃及少年讲述了法老时代玛特（Maat，代表真理、正义、秩序）的观念。阿拉伯少年谈及伊斯兰教强调的公正、施舍和社群互助。卡霍基亚之子则讲述了他们部落长老会议和尊重自然万物之灵的传统。
起初，各方还有些拘谨，但随着讨论深入，年轻人特有的直率和好奇心被激发出来。他们会互相提问、质疑、甚至争论。
华夏学子问小埃里克：“若勇敢过头，劫掠他人，也是善吗？”
小埃里克反驳：“我们只劫掠敌人和富人！而且，我们现在……不这样了。”后面半句声音变小，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拜占庭少年问华夏学子：“你们皇帝权力如此之大，如何保证他不变成暴君？”
华夏学子引用儒家“民贵君轻”、“天命靡常”和法家“法不同贵”来回答。
卡霍基亚之子疑惑地问所有人：“为什么你们都要用那么多复杂的文字和律法？我们靠祖先的故事和长老的智慧就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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