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正放下茶盘,看了他一眼。“教谕脸色不好,可是病了?”
“无妨,昨夜没睡好。”方孝孺端起茶,手不稳,茶水溅出来些。
学正退出去。方孝孺放下茶杯,手探进怀里,摸着那叠纸。纸很糙,边缘割手。
他得决定。现在,立刻。
要么烧了,当没这回事。要么,送去给该看的人。
该看的人……李御史在京城,山高路远。杭州城里,谁能管这事?谁能信?谁敢接?
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杭州府同知,赵贞吉。此人官声不错,年初曾因漕粮案顶撞过上官,被罚了俸,但没低头。
也许,可以试试。
方孝孺起身,将血书证词重新包好,塞进袖中。他得去见赵同知,现在就去。从府学到府衙,隔三条街,步行两刻钟。
他走出明伦堂,穿过院子。学生见他,躬身行礼,他心不在焉地点头。出了府学大门,街上人来人往,挑担的,叫卖的,轿子,马车,热闹得很。
他沿着街走,步子很快。袖子里那包东西,像块炭,烫着胳膊。
拐过街角,前面就是府衙。门口站着衙役,抱着水火棍,在打瞌睡。
方孝孺深吸一口气,往前走。离府衙还有十步时,斜刺里忽然冲出一人,撞在他身上。他一个趔趄,那人连声道歉,扶了他一把,手很快缩回去。
是个年轻人,穿着短打,像个伙计。方孝孺皱眉,摆摆手,示意无妨。年轻人快步走了,消失在人群里。
方孝孺整了整衣衫,继续往前。走了几步,他忽然觉得袖子里轻了。
他一摸,空了。
血书呢?证词呢?
他猛地转身,四下张望。街上人潮涌动,挑担的,叫卖的,轿子,马车……刚才那年轻人,早已不见踪影。
方孝孺站在原地,浑身发冷。光天化日,府衙门前,东西被偷了。
谁偷的?那年轻人是谁?是巧合,还是……
他不敢想,转身往回走。步子乱了,险些撞到人。他回到府学,进明伦堂,关门,坐下,手还在抖。
东西丢了。他还没决定要不要管,东西就丢了。
是警告么?告诉他,别碰,碰了就是这个下场?
可偷东西的人,怎么知道他袖子里有血书?怎么知道他会来府衙?怎么知道是此刻?
方孝孺趴在案上,额头抵着冰凉的木头。他想起老师的信:“谨言慎行”。
是了,老师早料到了。这血书,本就不该到他手里。有人想借他的手递上去,也有人,不想让这东西见光。
他现在该庆幸么?东西丢了,他不用抉择了,安全了。
可那些手印,那些名字……还在他脑子里,血红的。
门外传来敲门声。“方教谕,赵同知来了,说要见您。”
方孝孺猛地抬头。赵贞吉?他怎么来了?
“请、请进来。”
门开,赵贞吉迈步进来。他五十来岁,国字脸,留着短须,穿着青色官服,脸色沉肃。进门,反手关上门。
“赵同知……”
“方教谕,本官就不绕弯子了。”赵贞吉盯着他,“你今日是否收到一封信,里头有些不该收的东西?”
方孝孺喉咙发干。“下官……不知同知所言……”
“有人看见,驿递送信给你。信很厚。”赵贞吉走近一步,压低声音,“东西呢?”
“丢了。”方孝孺脱口而出,“方才在府衙门前,被人撞了,袖中之物被窃。”
赵贞吉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笑了。那笑很冷,没什么温度。
“丢了?丢得好。”赵贞吉在对面坐下,“你若真拿着那东西来见本官,本官还真不知该如何处置。”
“同知知道那是什么?”
“知道。”赵贞吉道,“刘家坳蚕户的联名血书,告云锦记强占田产、殴毙人命。对不对?”
方孝孺点头,手心又出汗了。“同知既知,为何……”
“为何不管?”赵贞吉打断他,“方教谕,你在杭州多少年了?”
“十一年。”
“十一年,你可曾见过,民告官,告赢了?”赵贞吉手指敲着桌面,“更何况,告的不是官,是皇商。皇商背后是谁,你我都清楚。”
“可那些人命……”
“人命?”赵贞吉摇头,“方教谕,你是个读书人,本官也是。圣贤书教我们仁政爱民,可这世道,不是书里的世道。云锦记在江南扎根二十年,牵扯多少官员,多少势力?一张血书,扳不倒它,只会让写血书的人,死得更快。”
“那就任由他们欺压百姓?”
“不然呢?”赵贞吉看着他,“你我去拼?拼得过么?本官年初为漕粮案说了几句话,罚俸半年,停职三月。若再碰这血书,丢的就不只是官职了。”
方孝孺说不出话。他想起老母,想起妻儿。赵贞吉有家小,他也有。
“东西丢了,是好事。”赵贞吉站起来,“你就当没收到过。日后若有人问起,咬死不知。这是为你好,也是为你家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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