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的傍晚，天色未黑，靠山屯祠堂前的空地上就陆陆续续聚满了人。家家户户的当家人，无论男女，能走动的几乎都来了。祠堂门楣上“星火不绝”的匾额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凝重。院子里摆上了几条从各家凑来的长凳，中间空地上放着一张旧方桌，桌上点着一盏明亮的汽灯，这是郑怀远专家上次带来的，光线比以往的油灯亮得多，照着一张张或凝重、或焦躁、或茫然的脸。
铁柱、王麻子、二楞子、林穗，还有屯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坐在方桌旁。铁柱没有立刻说话，只是目光缓缓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人到得差不多了，祠堂内外都站满了，连院墙外都趴着些半大孩子。气氛异常安静，只有晚风吹过老槐树叶的沙沙声和偶尔几声压抑的咳嗽。
“老少爷们，婶子大娘们，”铁柱站起身，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今儿个把大家都请来，不为别的，就为一件事——咱们靠山屯这些老种子，往后到底该咋办？”
他开门见山，将近期外来商人出高价求购、县里领导希望合作开发、省里专家提醒谨慎、以及屯内部产生的种种分歧，一五一十、毫不隐瞒地说了出来。没有夸大，没有隐瞒，就像唠家常一样，把事情摊开在明面上。
“眼下，摆在前面的路，大概有这么几条。”铁柱掰着手指头，“头一条，按麻子叔、关大娘他们说的，一粒种子也不往外卖，咱们自己留着，年年种，年年传，就跟老祖宗做的一样。好处是根脉纯正，心里踏实。难处是，咱们的日子，可能就得一直这么紧巴巴地过。”
“第二条，像二楞子、春来他们想的，把这些老种子当成‘宝贝’、‘特产’，想办法多种点，卖出去，换钱，改善咱们的生活，修路盖房买机器。好处是眼前可能得些实惠。难处是，种子一旦大量流出去，咱们就管不住了，种性可能变，也可能被别人控制了去，到时候咱们就得看人脸色。”
“第三条，折中的法子。跟省农科院合作，在他们指导下，适当扩大一点种植，一部分种子上交国家保存研究，一部分咱们自己留着，再拿出一小部分，跟信得过的、有规矩的单位合作，试试看能不能走出一条既保住根、又能得点实惠的路子。但这路子怎么走，规矩怎么定，难。”
他说完，重新坐下：“就是这么个情况。利弊我都摆在这儿了。今儿个，咱们不搞一言堂，大家伙都说说，咱们靠山屯，到底该往哪儿走。”
沉默。长时间的沉默。只有汽灯燃烧发出的咝咝声。每个人都在心里掂量着。
终于，王麻子颤巍巍地站起来，花白的胡子在灯光下抖动：“我老汉先说。我活了快七十岁，见过兵荒马乱，见过饥荒年景。咱靠山屯的祖辈，为啥拼了命也要把这些种子传下来？不是为了卖钱！是为了活命！是为了不管世道咋变，咱们的子孙孙还能在这片土地上，吃上自己种出来的、对脾气的粮食！种子卖了，钱花了就没了。可根断了，就再也接不上了！我选第一条路！穷死饿死，也不能卖祖宗！”
他的话掷地有声，引起不少老人的共鸣和低声附和。
二楞子咬了咬牙，也站起来：“麻子爷说得在理。可……可咱们也得往前看啊！守着金饭碗要饭，心里憋屈！咱们年轻人，想娶媳妇盖新房，想让孩子念好书，想出门腰杆硬气点，这些不都得要钱吗？老种子是好，可光靠它，咱们啥时候能富起来？跟正规单位合作，定好规矩，我看未必就会把根丢了！我……我觉得可以试试第三条路！”
春来等几个年轻后生也纷纷附和二楞子。
“跟谁合作？那些找上门来的，哪个不是盯着钱？”赵老四蹲在人群里，闷声说，“咱们是老实庄稼人，玩得过那些精明商人？别到时候钱没赚着，种也没了，两头空！”
“就是！县里说的那家‘生态公司’，底细咱知道吗？港商就更甭提了！”有人担心道。
“那省农科院总信得过吧？郑专家是好人！”有人提出。
“农科院是搞研究的，他们能帮咱们卖米赚钱？”有人质疑。
七嘴八舌，争论渐起。有人坚持保守，有人主张开放，更多人则是犹豫不决，既怕错过机会，又怕掉进陷阱。祠堂里的气氛变得热烈而紧张。
铁柱静静听着，没有打断。林穗在一旁，小声记录着不同意见的核心。
争论了一个多时辰，谁也说服不了谁。眼看又要陷入僵局，一直沉默的关大娘，在孙女的搀扶下，慢慢站了起来。她没看任何人，而是望向祠堂里供奉的祖先牌位，用她那苍老而悠缓的满语，低声吟唱起那首古老的祭种歌。歌声低沉沙哑，却仿佛有一种穿透时空的力量，让喧闹的祠堂渐渐安静下来。
歌声停歇，关大娘转过身，浑浊的眼睛扫过众人，用汉语缓缓说道：“种子，是地魂，是人胆。魂不能卖，胆不能丢。可魂也要吃饱饭，胆也要见世面。光守着老规矩，魂会饿瘦。光想着往外跑，胆会吓破。得找个既能让魂吃饱，又不让胆吓破的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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