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送走了旧岁，也炸开了靠山屯冻硬的土地。正月里的走亲访友，话题总绕不开合作社。外屯的亲戚听说了靠山屯卖山货、卖种子得了钱，眼神里混杂着好奇、羡慕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疑虑——“一群泥腿子，还真能折腾出钱来？”
不管外人怎么看，靠山屯内部，那股被农科院的认可和微薄盈利激发起来的劲头，像地下的暗流，在春寒料峭中涌动得更加急切。
过了十五，合作社的“春耕备战会”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根据年前定下的调子，土地、人力、资金、技术，每一个环节都被掰开揉碎了讨论。
土地是重中之重。按照协议，第一批流转的二十亩旱地已经确定，地契手续在公社和大队的见证下（王书记这次没再设置障碍，公事公办）办理妥当。其中五亩最好的缓坡地，被划为“胭脂米”核心扩繁区；十亩土质中等的，计划种植早熟杂豆（小红豆、绿豆）；剩下五亩偏瘦的坡地，陈卫国提议试种一些本地特色的、药食两用的野菜或小杂粮，比如山韭菜、苦荞，探索更多可能性。
人力调配成了难题。合作社正式社员只有三十几户，壮劳力有限，要兼顾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土地和各家自己的口粮田，还要抽人负责山货的采收、分拣、加工和销售（林穗和二楞子逐渐固定负责外联和销售），人手立刻捉襟见肘。
“必须定规矩，算工分，明确分工！”铁柱态度坚决，“合作社的地，是集体产业，出工记工分，按工分和年底收成分红。愿意多出力在合作社的，自家地可以酌情少种点口粮，合作社从盈利里补贴部分粮食或现金。具体办法，麻子叔和卫国叔牵头，拿个章程出来，大家表决。”
“那技术呢？”春来爹关心他的杂豆，“种豆子咱们有经验，但想种好、多收，也得讲法子。还有那‘胭脂米’，金贵得很，伺候起来跟普通稻子肯定不一样。”
“技术的事，两条腿走路。”陈卫国答道，“一是咱们自己的老经验，结合去年提纯时观察到的一些门道，自己琢磨。二是外援。过了正月，我就去县里找周技术员，看能不能请他有空下来看看，指导指导。农科院秦研究员那边，林穗保持通信，问问有没有简单的技术资料能寄过来。”
资金，永远是紧箍咒。王麻子算了一笔细账：种子、肥料、农药、可能的小型农具添置、预留的应急资金……把合作社账上那点结余和预计开春可能的山货收入全填进去，也才刚刚够，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
“贷款……真的一点门都没有了？”有人不死心地问。
铁柱摇头：“信用社那边，吴信贷员调走了，换了个新人，但态度不明。咱们年前补交过一次材料，石沉大海。这条路，暂时别指望了。咱们还得靠自己，把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肥料，看能不能用农家肥顶一部分；农药，尽量用土办法预防；种子，‘胭脂米’和试种的野菜自己留种，杂豆种子统一去买，争取团购价。”
就在合作社为开春大计绞尽脑汁时，外部环境也在悄然变化。首先是镇上收购站的李主任，不知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还是单纯因为靠山屯的山货不再依赖他，态度发生了微妙转变。他托人带话给王麻子，说“都是乡里乡亲，以前有误会”，暗示如果合作社的山货还想通过收购站走量，价格“可以再商量”。
这个消息在合作社内部引起了争论。二楞子坚决反对：“当初卡咱们脖子的是他，现在看咱们有点起色了又来这套？黄鼠狼给鸡拜年！咱们现在有食品厂，有邮购，不稀罕他那点‘商量’！”
林穗比较谨慎：“食品厂订单不稳定，邮购量小麻烦多。如果收购站真能给个合理价钱，作为补充渠道也不是不行，但主动权必须在咱们手里，不能让他掐住脖子。”
铁柱最后拍板：“可以接触，但必须签正式协议，明确质量标准、价格、付款方式。而且，合作社的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在开拓更高价值的渠道和加工上，不能走回头路。”
另一个变化来自公社。王书记在一次全社生产队长会议上，不点名地提到了“个别生产队转型搞合作社，要注意方式方法，尊重市场规律，更要处理好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语气平淡，听不出褒贬。但散会后，他特意叫住靠山屯的生产队长（也是合作社社员），问了句：“你们那个铁柱，最近忙什么呢？合作社搞得怎么样？”
这看似随意的询问，传递出的信号却耐人寻味。是上级的关注？还是某种审视？抑或是王书记个人态度的进一步软化？
最让铁柱在意的，是一个更隐晦的消息。春来有个表亲在县里机关开车，私下告诉他，最近县里几个部门，好像对“靠山屯合作社”这个名字有了点印象，农科院来人的事似乎小范围传开了，连地区农业局都有人问起。但这“印象”是福是祸，还很难说。
“树大招风啊。”陈卫国听罢，抽着烟袋，缓缓道，“咱们以前是没人理，现在稍微冒点头，盯着的人就多了。有想摘桃子的，有想看笑话的，也有真可能想帮忙的。是雷是雨，现在还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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