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科院的第一笔定金，像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在靠山屯漾开了层层涟漪。那笔钱数额不算巨大，却精准地解了合作社的燃眉之急——支付了拖欠的部分土地流转定金，补上了因突击生产而紧绷的集体资金缺口，甚至还略有盈余，可以用来购置一些必要的、之前不敢想的简单加工工具，比如一口更大的炒锅和几套更趁手的筛具。
更重要的是，这份来自“庙堂之高”的认可，像一剂强心针，注入了合作社每一个成员的心里。连最沉默寡言的老蔫巴，在接过铁柱分发的小额“年终结算”（一部分来自山货利润，一部分来自定金预支的劳务补贴）时，布满皱纹的手都微微发颤，嘴里喃喃着：“值了……这一年的累，值了。”
年关将近，靠山屯弥漫着一种与往年不同的气氛。往年是单纯的、因农闲和节庆带来的松弛与期盼，今年则混合着疲惫后的释然、初战告捷的欣慰，以及对未来更清晰的焦虑与谋划。
合作社在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开了个冗长而务实的“年终总结会”。地点就在已经封冻的打坯场上，大家围坐在点燃的几堆篝火旁，火光映着一张张黝黑而认真的脸。
王麻子首先摊开了他那个已经磨破了边角、却记满了密密麻麻数字的账本。借着火光和林穗手电筒的光亮，他磕磕绊绊地，向全体社员汇报了合作社成立以来的“家底”：
总收入：主要来自食品厂订单、零星邮购、农科院定金，以及早期零星的工程劳务和山货销售。
总支出：包括种子库建材（砖、水泥部分）、设备购置（二手精选机、炒锅等）、土地流转定金、包装材料、邮费、部分社员健康证费用、以及按新章程结算的工分和超额补贴。
结余：一个让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的、正数的数字。虽然不大，但它是黑色的，不是红色的。这意味着，刨去所有开销，合作社在极度艰难的第一年，没有亏本，还有了微薄的集体积累。
当王麻子念出那个数字时，篝火旁响起了一阵低低的、难以置信的惊叹声，随即化作更长久的沉默。没有人欢呼，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是山上无数次弯腰捡拾，是分拣棚里熬红的双眼，是精打细算到每一分邮费的抠搜，是所有人勒紧裤腰带、把最好的东西拿出去换钱的决绝。
“这钱，”铁柱在沉默中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不是天上掉的，是咱们一颗榛子、一朵蘑菇、一粒米，从石头缝里抠出来的。它证明了啥？证明了咱们这条路，只要肯下死力气，肯动脑子，能走通！”
“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凝重起来，“这点钱，也就是刚让咱们合作社喘过一口气。开春以后，硬仗才真正开始。流转来的地要种，种子要扩大繁殖，山货要继续卖，加工要试着搞，跟农科院那边的联系要保持……哪一样不要钱？哪一样不要人？哪一样不得盘算清楚？”
接下来的讨论，进入了更具体、也更有挑战性的环节：开春的布局。
首先是土地。依靠定金和之前的积累，勉强凑齐了第一批计划内流转土地的租金，但面积比最初设想的要小不少。种什么？怎么种？
“优先保证‘胭脂米’的扩繁。”陈卫国态度坚决，“农科院既然看重，咱们自己也得争气。必须划出最好的地块，用最精细的法子伺候。这是咱们的‘根’，也是将来可能翻身的关键。”
“我同意。”铁柱点头，“但光靠‘胭脂米’不行，它产量低，见效慢。还得有能尽快见效益、养活合作社的。春来爹，你琢磨的沟谷地种早熟杂豆的方案，再说说。”
春来爹清了清嗓子，拿出一个小本子：“咱们后山背阴的几片沟谷地，土薄，种玉米不行，但种点小红豆、绿豆、眉豆，熟得早，管理好了，产量还行。关键是不跟主粮争地，而且豆子价钱稳，也好卖。咱们可以试试，就当给合作社‘垫底’。”
“山货那边，”林穗接过话头，“邮购的渠道算是初步打开了，但太散，管理起来费劲。食品厂这边关系要维持住，最好能签个长期点的协议。另外，咱们自己炒的榛子，反响不错，能不能小批量试试，也放进邮购里卖？价格能上去不少。”
“加工是个方向，”铁柱表示肯定，“但光靠咱们自己摸索不行。卫国叔，过了年，能不能再去找找周技术员，或者通过他问问农科院，有没有简单农产品加工的技术指导资料？哪怕是最土的也行。”
“还有钱。”王麻子敲了敲账本，“开春买种子、肥料、农药，又是一大笔。现在这点结余，加上可能有的后续山货收入，紧巴巴。农科院剩下的征集费要到鉴定完成才给，远水解不了近渴。”
钱，始终是悬在头顶的利剑。但这一次，大家讨论的不再是绝望，而是如何“盘活”。
“我有个想法，”二楞子憋了半天，开口道，“咱们能不能……‘借鸡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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