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旅游公司的来信，像一块投入潭水的巨石，在靠山屯激起了远比旱灾歉收更复杂的波澜。最初的震惊过后，怀疑、兴奋、担忧、算计，种种情绪在社员间交织碰撞。
林穗按照铁柱的安排，先是跑到镇上邮局，几经周折，终于通过电话联系上了省城那家“绿野寻踪”公司。接电话的是个声音悦耳的女职员，确认了公司的存在和信件的真实性，并表示具体合作事宜需要由项目负责人后续跟进。这让“骗子”的疑虑打消了大半。
同时，给农科院秦怀远研究员的信也火速寄出。在等待回信的日子里，合作社内部的分歧开始显现。
以二楞子和一些年轻社员为代表的一派，态度积极乐观：“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人家给钱多，要求还不高，不就是看看地、讲讲古、吃点饭吗？咱们有啥不能给人看的？再简陋，那也是‘原生态’！接！必须接！有了这笔钱，咱们今年的窟窿就能填上，明年也有本钱大干一场！”
以陈卫国、王麻子和一些老成社员为代表的另一派，则持审慎甚至反对态度：“事情没这么简单。人家图啥？就图看咱们穷、看咱们土？说不定是拿着咱们当噱头，去哄城里人的钱。到时候人来了一看，咱们这儿要啥没啥，除了点歪瓜裂枣的庄稼就是破屋子，人家不满意，钱拿不到，反而成了笑话。就算钱拿到了，这种快钱，会不会把咱们的心弄浮了？以后谁还愿意踏踏实实种地？”
两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铁柱没有急于表态，他让林穗把信的内容和公司情况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又详细说了一遍，让每个人都了解清楚。
“这事，不能光看钱。”铁柱在大家安静下来后，开口道，“得想明白几个关节。”
“第一，人家要的‘真实体验’和‘传承故事’，咱们有吗？‘胭脂米’的来历、咱们为啥要保护它、这一年多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些故事，咱们自己心里清楚，但能讲得让人听进去、觉得有价值吗？咱们的田地、村子、甚至咱们这些人，在人家眼里，都是‘展品’。咱们得琢磨，怎么‘展示’才能既不失真，又不至于让人看了失望或者觉得被欺骗。”
他这话，把问题从“接不接”提升到了“怎么接”的层面。大家陷入了思考。
“第二，”铁柱继续，“就算合作成了，这笔钱怎么用？是拿来补窟窿、发补贴，让大家过个宽松年，还是投到合作社长远发展上？比如，改善一点基础的接待条件（哪怕只是修葺一下进屯的路、打扫一下公共环境），或者投到‘胭脂米’的进一步提纯扩繁上？不能赚一笔快钱就分光吃净。”
“第三，也是我最担心的，”铁柱语气凝重，“这种合作，会不会让咱们合作社变了味？以后咱们是努力种出好米、好山货，还是整天琢磨怎么把故事讲得更好听、把场面弄得更像城里人想的那个‘乡村’？咱们的根本，到底是地里的庄稼，还是嘴里的故事？”
这三个问题，直指核心，让争论的双方都冷静了下来。是啊，机会背后是责任，是选择，更是对合作社本质的拷问。
就在这时，秦怀远研究员的回信到了。信写得很长。秦研究员首先证实，他确实在一次学术交流中，向几位对农业文化遗产感兴趣的朋友提及过靠山屯合作社和“胭脂米”的情况，其中可能就包括了这家文化旅游公司的人。他对此事的态度是：谨慎乐观。
他分析道，随着经济发展，确实有一部分城市人群开始怀旧，追求“乡愁”体验和具有文化内涵的农产品。将传统农业与文化体验结合，是一种新兴的业态，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教训。对于合作社而言，这既是一个难得的宣传和增收机会，也可能带来干扰和异化的风险。
他给出了几点非常具体的建议：
1. 真实性是生命线：绝不能为了迎合游客而弄虚作假。合作社目前艰难但真实的状态，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可以适当整理环境（出于基本卫生和礼貌），但不要过度包装。
2. 明确主体地位：合作必须以合作社为主体，保障社员的知情权和收益权。协议条款必须清晰，特别是关于“胭脂米”品牌、故事的使用权限和后续开发权益。
3. 以农为本：任何外来合作，都不能动摇合作社以农业生产和品种保护为核心的根本。体验活动应围绕农事展开，让游客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如简单的采收、加工），而非单纯观光。
4. 做好最坏准备：这类合作可能只是一次性的，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如游客体验不佳、公司策略调整）中断。合作社不能将未来押注于此，必须坚持发展自身的生产经营能力。
5. 可以尝试，但须控制规模：如果决定合作，初期应控制体验团的规模和频率，将其作为了解外部世界、补充收入的途径，而非主业。
秦研究员的信，既有理论高度，又非常接地气，几乎回应了铁柱提出的所有关键顾虑，也部分弥合了合作社内部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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